此時北京政府的財政危機越來越嚴重了。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國銀行的借款上。但是，因為英美要更換不利於直係的靳內閣，堅決不同意借款，於是向四國銀行團的借款付之東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滅了。
靳內閣在財政上遇到如此嚴重的危機，國內銀行團不僅坐視不救，且落井下石。國內銀行團掌握在舊交通係的手中，他們巴不得靳內閣因此倒台。這給舊交通係倒閣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他們知道，倒閣必須取得大軍閥的支持，因此舊交通係的中堅分子葉恭綽秘密潛到沈陽。他向張作霖獻策，如果想要控製北京政府，首先要控製中央財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買交通銀行的股票。張作霖認為，此計甚妙。他們私下商定，奉係用投資的方式控製交通銀行。張作霖財大氣粗，提用東三省公款4000萬借予交通銀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從而控製了中央銀行。
8月12日，張漢卿在武昌密電張作霖：以停餉為要挾要求北京政府，勒令直係蕭耀南駐鄂軍北撤。並以倒閣相威脅，逼迫靳雲鵬總理將其弟靳雲鶚之兵調入驅湘戰鬥中，一舉解除了靳部夾在省城與前線的橫亙。為分化直係，另電馮玉祥為鄂豫皖鎮守使。
直係終於沒能形成與正史上同等的實力，在重要的財權上沒有影響力是導致吳佩孚最後軟化的重要原因。因為張漢卿的參與，吳佩孚無法染指湖北，最終沒能如正史上所願，成為兩湖巡閱使。
張漢卿解決了四川劉湘，轉手對付湖南趙恒惕。在四路兵馬的圍攻下，湘軍大敗，趙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為，連聲告饒，最後一點好處沒從湖北拿到，反倒使人民軍及鄂軍駐紮在了嶽陽，占據了湖南的北大門。
外患既除，湖北省自治日程也擺上了桌麵。張漢卿僅留第1師駐在漢口、武昌、襄樊等要地，而將第4騎兵師駐在湖南嶽陽，算是兌現了前所通電的人民軍在鄂留一個師的誓言。
不過張漢卿可不會白來為他人作嫁衣裳。他電“請”中央政府，將王金山第3混成旅、趙榮華第18混成旅編為湖北第一師，以趙榮新兼任師長，駐兵宜昌，並接收荊州，算是人民軍的一個旁支，後繼由人民軍派人加以改編。以駐沙市第8師王汝勤縱兵搶劫、管教無方為由，免去其第8師師長職務，調任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所遺第8師師長由孫傳芳接任，並委孫傳芳兼任長江上遊總司令。孫傳芳在正史上也是未來的一大梟雄，雖然不甘久居人下，卻也是見風使舵、善於觀望形勢之輩。眼見得奉係勢力已達半邊江山，又擁有中央政府權力，為各方所難望其項背，因此對張漢卿極力邀功表現，在對付王汝勤之事上十分賣力。王汝勤兵力不多，在趙、吳及人民軍第3師一旅優勢兵力的威逼下，不得已放棄了指揮權。
張漢卿對孫傳芳的大名可謂如雷貫耳，通過將其從18師調往第8師，並以中央電令的形式將長江上遊總司令部駐所安置在九江，使孫的傳統勢力遭到弱化，杜絕了其在湖北的影響。另一方麵也壓製了江西陳調元部對直係可能的支持，可謂一石二鳥。
將王占元所部第2師 (2旅4團)撤消番號，並入特戰旅中，定為人民軍第7師，以戢翼翹兼師長。將第18師（2旅4團）編入人民軍騎兵第4師----隨著汽車陸續裝備奉軍，張漢卿早已計劃逐漸降低騎兵在軍隊中的比重。第4騎兵師則將一部分騎兵團裝備到陝西第5、第6師及湖北第一師中，這些久隨張漢卿征戰的人民軍老兵對新編的陝西、湖北駐軍來說，既是約束也是直接的影響。
於是張漢卿坐擁陝甘鄂三省，手下有人民軍7個師20多萬的兵力，還間接控製著湖北2個師及直鄂軍2個旅，實力上已不遜於直係，略少於奉係。“北奉”與“南奉”（人民軍）合起來占據了中國當時軍隊的近一半。
此時東北奉軍已完成9個師屬炮兵團的編製，另成建製3個獨立炮兵團，奉軍各師成為民國各方勢力中唯一在師級火力配置上不遜於日本正規師團的有生力量。在1921年底，奉軍已組成2個水上飛機中隊（各12架），1個陸上飛機中隊，1個偵察機中隊（4架）的蓬勃發展中的空中力量。
安頓好局麵，張漢卿抽空去看了看他一心想依之作為“革命”本錢的漢陽兵工廠，然而不看則已，一看卻大失所望。
漢陽兵工廠依托漢水之利，當時已能夠製造步槍、機關炮、迫擊炮及各類炮彈、子彈，舊中國三大兵工廠，其重要位置還在太原兵工廠之上。然而其設備之簡陋，做工之粗糙，讓這位少帥大倒胃口。怪不得抗戰時期用“漢陽造”來說明中國軍隊裝備差，果然名不虛傳。比起奉天兵工廠，可算是從原始一步邁向現代化了。奉天兵工廠月產大炮15門，迫擊炮30門，機關炮36挺，步槍1萬支，炮彈10萬枚，子彈100萬發，是當時中國最大、在亞洲也算是名列前茅的軍械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