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洋洋灑灑，欲以聯省自治組成統一之中國，即為聯邦製之濫揚。這是為了迎合諸路軍閥：民國時期，勢力弱的軍閥為保存實力，即號稱“保境安民”，勢力大的軍閥如皖係，即叫囂著“武力統一”。而今奉係一派獨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為名，則均可保留實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兩廣、雲貴、湖南、江蘇、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紛紛通電讚成。處在直係壓力下的山東、河南亦極力支持。在第一次粵桂戰爭後的廣東督軍新秀陳炯明先行通電表明態度，讚賞聯省自治，讓由上海南下廣州，力主 “北伐”的孫中山無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吳佩孚：聯省自治，財政歸於省，則省防軍省管，中央財政僅支持所編製軍隊。以河南、河北兩省地方財政無力且想來也不願供應直係6個師4個混成旅的龐大編製，則直係陷入兩難境地。將軍隊交於中央，則直係失去了角逐政壇的資本。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反對各省自治，則為越來越強烈的民意呼聲所不容，於法理上也站不住腳。
隻有奉係從中得利：張作霖以東三省強大的工農礦業資源完成了財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聯省自治後其實已將軍、政、財權牢牢握在手中，形成遊離於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實上的獨立王國。經過3年的建設，東北的奉天、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規模已不下於上海，史實上也因此奉係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後稱霸蘇、滬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時，奉係治下經濟活動正進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係總財政收達到創紀錄的5。7億，是同期中央財政（除奉係外總收入）的6倍。如此雄渾的經濟實力讓張作霖驚喜交加。他知道，以這樣的能力，入主北京統一中國已為時不遠了。也趁此機會，奉係通過向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後來又有中國農民銀行）注入大量現銀，取得絕對控製權，並平靜地化解了這一次的財政危機，從而也將舊交通係排擠一邊。
由漢陽、武昌和漢口構成的武漢三鎮在九江上麵、重慶下遊，離上海約六百英裏。這個港口城市是長江沿岸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也是長江中、下遊的劃分線。英國、日本和法國在這裏都有租界，城裏還有為數眾多的西方商業機構和教會機構。如果說奉係以工業實力在民國初中國大放異彩、上海以“萬國租界”及先天的港口優勢促成貿易繁榮的話，武漢則以九省通衢，為京漢、粵漢鐵路和長江黃金水道的腹心地帶的交通優勢獨領風騷。
鄂省自治後，以夏壽康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為，息兵養民，逐漸恢複本省經濟。然而漢口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擠兌事件將這一計劃打亂了。湖北本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穩，中原腹地不寧。張漢卿接連發表宣言，以恢複銀行信心。俟奉係注資中央並穩定金融局麵後，漢口擠兌事件瞬間就風平浪靜了。這一事件也使鄂省財政大員了解了奉係的實力，對這位少帥敬畏有加，張漢卿也在無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響力。
其實張漢卿打心底不讚成聯省自治。中國有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王朝曆史，《三國演義》第一頁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曆來傑出的政治家，無不在國家分裂的局麵下以武力打開局麵，實行大一統，從而名垂史冊。不是說中國人一定不能實行聯邦製，隻是千年以來慣性使然，聯邦製的優勢也是極為明顯的。但是在中國卻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礎，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勢力，成為新一代軍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這個口號，僅是為了在現階段打倒直係時減輕來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經曆了倒閣風波的靳雲鵬也徹底倒向了張作霖。他頂著總統徐世昌的壓力，將奉係要員劉尚清、潘複、孫烈臣召進了內閣，分別任農工、財經及極重要的陸軍總長，使主要閣員均為奉係人馬。這還不算，以人民黨為首的政治勢力也借此機會控製著議會近1\/3的席位。因為他們常在香山開會，人稱“香山會議派”，作為人民黨黨魁的張漢卿也成為民國初年中國政壇的一大新秀。
經過人民黨的努力推動及宣揚，“國家統一”已成為民國北方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強有力的組織、宣傳及動員能力使人民黨在國人的意識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傑出的軍事、政治、經濟能力，是“國家統一委員會”帶給國人鮮活的希望的保證。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奉係統一中國已是板上釘釘，隻是時間問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