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曹錕、張作霖和徐世昌對靳雲鵬內閣，卻都不滿意了。直係認為，靳雲鵬偏向奉係，在財政和權利的分配上，因為靳雲鵬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靳有意向奉係傾斜。這也是實情。因此，曹錕對這個內閣漸生厭情，意欲改組。本來靳雲鵬是親奉疏直的，奉係對靳應該好些。但靳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難免不考慮直係的一些要求，或者說，也要顧及到直奉雙方的實力均衡，這也使張作霖不滿。使張作霖最不滿意的是，靳雲鵬竟然為平衡直奉勢力，擬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若非張漢卿在湖北的行動已在實質上已打亂曆史的流轉，張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師長一下子就會提到和張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張作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雖然他兼著蒙疆經略使的頭銜，但主要頭銜部分還是東三省巡閱使）。
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靳雲鵬之間，矛盾也是非常尖銳，幾不能共事。徐世昌和舊交通係分子關係密切，淵源很深。舊交通係亟想把靳雲鵬趕下台，他們想利用掌握中國財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閣風波，正史上新上台的總理便是親日派的舊交通係骨幹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鬧窮的風潮業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員，並進一步擴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它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幾乎不能進行。更有甚者，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許多部的長官也要求辭職。陸軍總長蔡成勳、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等，麵對部員索薪，無計可施，隻得要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麵截留稅款，招兵買馬；一麵卻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政府催餉，暗含殺機。更為嚴重的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時期散布五國共管中國財政的謠言，藉以破壞中國國內銀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的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發生了擠兌風潮。
遠在武漢的張漢卿不願意發生這樣的變更，曆史就是因為張作霖倒靳扶梁，最終給吳佩孚以借口，才發生了導致奉軍第一次大敗的直奉大戰，將奉係在關內經營多年的事業毀於一旦。靳雲鵬雖然左右搖擺，畢竟他在位時北方大定，於自己實力擴充方麵頗多默允。直係在北方頗有根基，作平衡之舉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內閣廣為英美各國所承認，並為大部分省份軍閥所讚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統優勢。趁此機會，奉係以扶梁為契機，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話語權，可能比倒靳更有好處。
思謀再三，張漢卿先發密電於張作霖，電雲：“父親大人均簽：竊聞我人有棄靳擁梁之舉，學良絕不讚成。現國家局勢，皆在父親之手。中國孱弱，實無力盡驅列強，雖英、美、日均為一丘之壑，但日人尤為我東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輩執政，則為曹、吳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戰。我勝，則英、美不甘於日本獨占中國，必有反彈，而日人則坐得漁利，於北方形勢不穩。我敗，則痛失一統天下之大好局麵，從此勝負易手，將來未可料也。適學良已與美人取得互諒，以漸次取代直係地位。南方亂局漸起，父親可利用孫中山之名望，行統一中國之大計，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種種，均賴政局之穩。
直係錢糧本依中央，彼雖兵多，然北、西、南均為我所得，發展乏力，已成困獸。皖地平癟，魯地不安。父親當控製中央財權，而後以各省自治為號，則人心向奉，而直係勢力為各省所不容。彼時統一軍政，行廢督裁兵之名，則其軍後勤無著。且我欲東下皖、魯，打通津浦線，南北奉軍聯成一體，則我軍力量倍增，直軍發展困頓，假以時日，彼消此長，可不戰而平北方。”
另以明電一份，通電支持靳雲鵬，並發出“統一全國”的口號，電文是：“陝甘巡閱使張漢卿致電徐總統世昌、靳總理雲鵬、孫中山先生並各省軍政領袖：自袁總統反複以來，民國四分五裂，法統不存，政分南北。國之大廈將傾，民之人欲無存。當此之時，列強環繞，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頓，經濟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來，國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製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以奉人自治始，發展到現在成為東北自治政府聯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其是非功過，已有公論。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言書中即已指出：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
為今之計，當重開南北議和之會，廢督裁兵，還政於民，廣修水利，扶助農工，普及義務教育，整頓財政，軍隊統一於國家。眾誌成誠，共禦外辱，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海關自主，行三民主義，建設統一、強大之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