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係力量占穩了中央後，“臥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準了不願降服的山西。但閻錫山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孫中山於1912年9月視察太原時就曾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閻錫山夤緣時會登上都督寶座並獲得如此評價，在國內是僅有的一人。對他興刀動槍，大違民意。因此張作霖躊躇半晌，不能定論。他現在雖然一躍而為中國國家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但在經曆了曹錕賄選之後，對“民意”這個虛無的東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懼，做事遠不如過去那樣雷厲風行。
張漢卿對“民意”有著非同乃父的認識，他認為，在幾乎所有的國家，無論民主或專製國家，民意都是統治者控製、打擊敵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戰前，世界各國國民都處於被“宣傳”境地，像德意誌均如此。民意是可以控製、轉移和欺騙的----他並不想強調自己有多麼高尚和民主----一個國家處在動亂不安中是無法苛求所謂民主的，特別是中國在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時，所謂的民主即是軍閥割據的先聲。
國家經過長期戰亂，百姓思定沒錯，但對於統一，國民還是情有獨鍾的。像史上北伐，不是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嗎？“民意”基本上還是向著主動挑起戰爭年代的國民革命軍一方的。所以，戰爭不一定就會失去民意。
但是對閻的戰爭一定不能敗，也不能便宜了旁觀者，造成兩敗俱傷、給他人以可乘之機。對閻錫山，他還是蠻佩服的。
閻錫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堅固。他戰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
對內，閻以興利除弊為施政大要，於1917年10月發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處”，推行水利、蠶桑、植樹與禁煙、天足、剪發（男人剪辮子），後來又增加種棉、造林、畜牧，合稱“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後，閻又推行積極發揮民眾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民智和民財。閻認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編村製，以 5戶為鄰設鄰長，25戶為閭設閭長，村設村長，代行警察職務，加強行政管理；頒布《人民須知》和《家庭須知》，宣揚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頒布《村禁約》，設立村公所、息訟會、監察會、人民會議等機構，對販賣和吸食毒品、窩娼、聚賭、偷盜、鬥毆、遊手好閑、忤逆不孝等壞人進行感化教育和處罰；成立“保衛團”對青壯年進行軍事訓練。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麵，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經濟上，他利用山西“晉商”的傳統，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並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係，資產達到 1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內名列前茅。
軍事上，閻錫山表麵上韜光養晦，暗中卻在擴軍備戰。他修建了可以大量製造步槍、機槍、大炮和彈藥的兵工廠，又把軍隊由民國初年的4個旅擴編為17個師。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廠已經在總辦商震的過問下，職工增至1840餘人，機器增至320部，並新建了無煙藥、製酸、製殼三個分廠，其中前兩個廠的設備由德國雅利商行訂購，於同年9月相繼投產。商震雖然已官升至晉軍師長，仍然關注兵工廠建設。在此期間，工藝實習廠繼續發展，職工增到11000人，設備增至2300部，月產火炮10餘門、衝鋒槍900枝、機關槍20挺、炸彈3000餘枚，初步形成了規模生產。
山西的種種優勢，引起了馮玉祥部下的覬覦。孫中山不願出山，奉係完全接手了政權，使馮係將領始料不及，他們的“國民革命軍”的地位頓時尷尬起來。群龍無首，若無合適地盤和目標，這支人數不菲的軍隊很快將成散沙。遍觀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軍\/人民軍手中，張作霖對他這股力量早已虎視眈眈，怎會輕易讓出一塊地盤給他們發展？若要發展，隻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馮在的時候，還能從大局著眼，約束他們。現在，馮玉祥不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