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除割讓台灣、遼東外還有允許日本人在內地設廠的條文。為在外資輸入前搶占先機，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張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創辦紗廠。他把籌建中的紗廠取名“大生”，隱含了有救亡圖存的寓意。大生紗廠投產後，很快站穩了腳跟，經受住了洋貨洋商的競爭，年年盈餘。從1899年到1913年，大生紗廠淨獲利五百四十萬兩，發展成為擁有資本兩百萬兩和紗錠六萬七千枚的大廠，是“歐戰以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後他以紗廠為龍頭發展多種產業，走上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現代企業經營之路。
作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知識分子，張謇興辦實業既不是為個人謀利，也不是為幾個財閥股東謀利，而是要為國家民族謀利。他的理想是以實業興教育，再以教育改進實業，從而實現全民族的振興。他利用大生紗廠的部分盈餘以及勸募所得，辦教育，辦圖書館、博物苑、氣象台，辦醫院、公園，甚至辦盲啞學校、伶工劇社、劇場等等。狀元張謇、實業家張謇、現代知識分子張謇，在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別樣風采。在中國三千年的曆史裏，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商人”；在中國的一千多年的科舉史裏，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狀元！
辛亥革命後，張謇看到了實現民主政治的希望，轉而擁護共和，並被推選為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邀請他出任實業部總長。1913年9月，北洋政府以熊希齡為首組成“名流內閣”，張謇出任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載。他非常想借此機會改良政治，發展民族實業，在就職時還滿懷熱情地發表了《實業政見宣言》，任內製訂了二十多種農林、工商和礦業方麵的法令。可在當時紛紛攘攘的權力鬥爭中，他麵臨的卻是“財政竭蹶，無可措手”的窘境，所能做的隻是“日在官署畫諾紙尾”罷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凱要恢複帝製，張謇辭職南歸，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對政治失望了。張謇回到南通後繼續辦他的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張謇經營的那些企業因此獲得了短暫的發展機會。他利用大生紗廠的盈餘，加上擴召新股和向錢莊借貸所籌集的資金，擴大企業規模。根據1921年一份調查材料，張謇經營的企業總資本約為三千四百萬元。
可惜好景不長。自1920年開始各鹽墾公司連續三年遭災，加之軍閥連年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列強對華經濟壓迫轉劇，導致民生凋敝，百業衰退，到1923年，就連一向盈利的大生紗廠也轉為虧損。為挽救民族工業，張謇多次呼籲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國際稅法平等，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這呼籲表達了全體人民的心聲，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願為轉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兩廠已經負責一千餘萬元。過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銀行聯合到南通清查賬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廠。大約一年後，1926年8月24日，張謇被病魔纏身，抑鬱而終。這些慘事，張漢卿從來都是義憤填膺。主權獨立是立國之本，工業繁榮是強國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絕不會容忍這一事件的再次發生。遠在人民軍進入江蘇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銀行注資500萬，使瀕臨破產的“大生”廠起死回生。在後來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張謇獲張漢卿直接提名為紡織工業部部長。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學家是範旭東。他1911年返回中國，在北洋政府北京鑄幣廠任分析化驗員。隨後，他的一係列創業，寫下了中國化學工業史上諸多第一：1914年，範旭東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化工企業――久大精鹽公司（1919年以後改為久大鹽業公司），以及中國第一個精鹽工廠——久大精鹽工廠。1918年11月，他又創立永利製堿公司，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亞洲第一座純堿工廠——永利化學公司堿廠。1922年8月，範旭東從久大精鹽分離出了中國第一家專門的化工科研機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並把久大、永利兩公司給他的酬金用作該社的科研經費。到正史上的1926年8月，範旭東旗下“紅三角”商標的純堿，第一次進入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並獲得金獎。1935年，“黃海”試煉出中國第一塊金屬鋁樣品。1937年2月5日，中國首座合成氨工廠——永利南京铔廠生產出中國第一批硫酸銨產品、中國第一包化學肥料，被譽為“遠東第一大廠”。事業剛剛起飛，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主要廠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開創的中國化學工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多次要求與永利合營，旭東回之“寧肯為工廠開追悼會，決不與侵略者合作！”他致力於在西南後方開辟新的化學工業基地，支持抗戰與國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