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西南戰役的勝利，中國各路地方勢力遭到了空前的打擊和衰敗，中國政局重新洗牌後，人民黨以其廣受支持的民意和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一黨專政的局麵已經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不容置疑。在這些良好的局麵下，張漢卿得以實施胸中多年的抱複，一係列經濟政策的相繼頒布使國家發展有了飛躍的提升。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得到了特別迅猛的發展，遠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較。
清末民初，特別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的讀書人開始從以仕進為目標的傳統文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中國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資本家的卓越姿態出現了。他們以實業救國為宗旨，以振興民族經濟為號召，主動吸納西方先進思想，胸懷強國濟民的偉大抱負，在這個比官場政治更自由的空間裏展現了讓人驚歎的才能，迅速成為各地的民眾領袖。在他們的努力下，人們糾正了“士農工商”這種帶有歧視性的社會分層，努力追求以“工農商學兵”為代表的全民平等與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迎來了中國商人第一個黃金時代，
可惜的是，這個黃金時代來之不易，卻又轉瞬即逝。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實在是經曆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農民和西方列強的雙重壓力下，集權專製的滿清王朝終於露出了破敗之相。太平天國、撚軍和兩次鴉片戰爭使這個統治集團切實感受到了“內憂外患”，為了應對國內的“心腹之害”和國外的“肢體之患”，他們被迫采取了一係列以自救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謂“辦洋務”，史稱洋務運動。和一切隻是為了死死保住政權，卻不想從根本上進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樣，這場由官僚主導的“洋務運動”在三十多年後即宣告失敗了。然而，它對傳統觀念的衝擊卻是不容否認的。盡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方法在本質上還是抱殘守缺，但它畢竟隱諱地、部分地承認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從結果上說，這場運動也確實催生了中國工業的萌芽：曾國藩在安慶辦的內軍械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左宗棠的甘肅織呢總局、福建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一大批工業實體相繼產生，為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也積累了可供借鑒的經驗。更具曆史意義的是，為適應“辦洋務”的需要，已經沿襲了數千年的人才培養製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 1902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西式教育的引進使中國人開始擺脫蒙昧狀態，他們總算能夠睜開眼睛窺望遙遠而新奇的世界了。
經過晚清的變局，開啟民智，富國強民成為這個民族重新奮起的必然選擇。中國最優秀一批的知識精英以國家興亡為已任，紛紛主動投身到政治、經濟，以及思想觀念的全麵維新當中。中國的新型商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在他們身上，具備了過去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貴品格：不計個人富貴，力求民族經濟的振興。
大約五十年後，毛爺爺在回顧我國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動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張謇和盧作孚，一個曾是前清狀元，一個曾是投身國民革命的熱血青年，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也都有過驕人的業績。結果張謇在七十三歲那年（1926）憂病而終，盧作孚在五十九歲那年（1952）在毛爺爺搞的“五反”運動中自殺。張謇的命運揭示了實業救國的艱苦卓絕，盧作孚之死則宣告了那個黃金時代的徹底結束。
張謇，是中國文人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標誌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鹹豐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蘇南通一個富裕的家庭裏，十六歲中秀才。1874年開始外出謀生，後來到浦口成了慶字營統領吳長慶的幕僚，那時他就已經是譽滿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裏無所事事的袁世凱率領一夥小兄弟投奔吳長慶，張謇曾經作為老師教他習文，發現此子胸懷大誌，終非轅下之駒，便幫他在慶字營營務處謀了幫辦的職務。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府鄉試，中舉人。1894年4月，張謇再次赴京參加會試，考取一甲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慘敗。張謇目睹國事日非，滿朝官僚不足為謀。於是，這個新科狀元毅然決定放棄仕進，另走興辦教育和實業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