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於1925年元旦開始病發，住進協和醫院進行治療，1月20日以後，病勢嚴重，不能進飲食，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全肝已堅硬如木，癌細胞四處蔓延，無法割治。
根據真實的曆史演義，是該準備去孫中山時代國民黨的留存問題了。張漢卿在想，孫中山也在想。這位畢生都在為創建一個三民主義新中國努力的先行者，一直在思索一個嚴重的話題：選擇合適的接班人。這個接班人必須在黨內服眾，從而使國民黨能夠團結在一起而不至於分散；這個接班人必須看得清形勢，團結人民黨而不是與之對抗，否則是取死之道。
可是由於人民黨在此時空的異軍突起，國民黨影響力較正史上弱了許多，連帶著其力量也被削弱幾分，包括他這位國民黨總裁都沒有想象中的風光。因此他對於幾位手下的影響力也相對弱了幾分，以至於手下山頭林立，若不是有他這麵大旗在前，幾成散沙，這也是他的憾事。
隻是已經無法挽回了。
2月18日，孫中山自協和醫院出院，移居他的故地鐵獅子胡同行轅，改以中醫治療。在先後經由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共同診視後，情況有所好轉。此期間湯爾和與汪精衛對中西醫治療爆發爭論，湯爾和在《晨報》上發表《關於孫中山病狀的疑問》，對中醫治療加以指責。看來西醫很有市場，連孫中山這位西醫的先行者也不能免俗，到2月26日，決定停止服用中藥，繼續用西醫治療。
藥醫醫病不醫死。病情無力回天，西醫亦束手無策。到3月11日，孫中山已陷入彌留之際。在張作霖、孫烈臣、張作相、吳俊升、張漢卿等人民黨要員最後探望病情後，孫中山請廖仲愷向濟濟一堂的國民黨高幹們宣讀了他親自口述、汪精衛執筆的《致人民黨書》，並在遺囑上簽署：
“人民黨中央委員會親愛的同誌們：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民國政黨大聯合之首領，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製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製度解放中國及其它被侵略國之曆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三民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誌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在人民黨之幫助下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及你們領導下的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黨之援助。親愛的同誌！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人民黨以良友及領導而創建強盛獨立之中國，兩黨在爭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癌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60歲。
香港《華字日報》翌日報道了孫中山的死訊：“孫文吐嘔大作。不能進食。脈搏驟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極危險。克禮醫生在左右看護。終夜不離。戴天仇為孫草遺囑。唯孫尚未簽字。。。孫文病至十日晚大變。腹脹加增。克禮為之打針放水。今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鍾逝世。當彌留時。戴天仇代草遺囑。孫科急電粵民黨要人來京。”
孫中山對於家事的遺囑：“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誌。此囑！”
留給國民黨內的同誌：“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他在臨終前對國事的遺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還有“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噩耗傳來，“國家統一委員會”立即決定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以紀念這位偉人。
人民軍總司令兼人民黨中央軍委主席張作霖，中央軍委副主席孫烈臣、張作相、吳俊升，行政委員會主席王永江，人民黨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張漢卿等特致送闊丈餘，高四尺五的巨型素花橫額，當中大書“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永垂不朽”，人民黨的唁電挽幛，均稱“三民主義先驅”，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革命先驅”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