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之後，英日聯合對華實行海上貿易封鎖。他們利用海軍的強大，通過舟山群島控製了東海門戶。這一來，各國商船開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斷了。
進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斷絕了主要來源。印度和美國的原棉、南洋的橡膠及許多已買到手的工業原料，擱在各國港口運不進來，私營紗廠存棉量隻夠十餘天消耗，停工的紗廠從5家發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膠廠這樣的大廠也要求停業。楊樹浦發電廠是燒柴油的，油源一斷，上海將大部停電。另一方麵，外銷產品又堆積在碼頭上運不出去。這樣下去，正如上海工商業工會領袖虞洽卿所說：“工廠要關門，工人要失業，物價要高漲，市場要冷落，稅收要減少，生活要困難。怎麼辦？”
日資企業也推波助瀾。為最大限度使市民產生對局勢不穩定的恐懼感，一些日本貿易株式會社也趁機從市麵上大肆搶購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漲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達到了3角2分，幾乎翻了2番！
中外的有識之士均感覺到局勢的緊迫：上海物價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幾省都受影響，每天有電報來告急催問。另有一些別有用心之徒上竄下跳，在報紙上推波助瀾，渲染局勢。
張漢卿正要如此：全國性兩年的建設以來、尤其是農業方麵因為投入了巨資，且因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畝產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長。以號稱“中國糧倉”的東北為例，到1924年底時全部糧食產量連續4年突破2000萬噸，為張漢卿能夠穩定上海局麵打下堅實的心理基礎。他正愁掌握在國家手中的商品糧沒有銷路，這不，機會自己就來了。張漢卿與南京軍區司令員蔣柏裏斟酌再三，決定還是“先禮後兵”。
6月12日，上海財經委員會和糧食廳宣布向上海市場拋出5萬噸大米，以使價格回跌。同時，報刊、電台開展宣傳，張漢卿也嚴正警告投機奸商“趕快洗手不幹，否則勿謂言之不預”。然而，投機者並不罷手，他們資力雄厚，5萬噸大米被一吸而空。6月14日，大米繼續漲到3角8分每斤。
作為坐鎮上海全權處理“五卅慘案”的中央大員，張漢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財經界首領以大局為重，“勿在此時作擾亂市場物價，各行業行會應以穩定上海大局為重，全力支持中央對此事件的態度和民眾的呼聲。”他還在《申報》上刊登整幅文章，抨擊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政策，並聲色俱厲地強調：“所有米鋪、商鋪等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均需維持在五月初的物價水平。擅自漲價者，將交處10倍以上、但不低於所銷售物品的罰款。情節嚴重者，將處於嚴厲的刑事製裁。”上海省政府頒布了嚴格的條例並成立上海市麵穩定委員會來整治金融市場的混亂。
資本家們看慣了軍閥政府們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他們指望通過賄賂執法人員以逃避物品的囤積，再在高價時賣出好價錢。可是人民黨的工作人員出奇地滴油不沾，種種的關係、辦法在人民黨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嚴格控製下根本不起作用。對屢禁不止、風頭正盛的幾家商埠，市麵穩定委員會予以了嚴厲查處：或罰處使其倍受損失、一蹶不振，或全部沒收其財產，上海國家安全廳掌握的幾名首要人員更是受到了刑役等重處，於15日還槍斃了4個哄抬物價的商販。上海公安廳則召喚黃金榮等黑幫頭目於一堂，嚴令其約束門徒，勿要在此時興風作浪，否則國家政權將徹底將其清出上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