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之所以敢於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來十分“苛刻”的13項要求，是因為準確地把握了局勢。
盡管一戰結束後，英國作為得勝國又獲得了大片委任統治地，帝國版圖得到進一步擴展。但是由於在大戰中英國受到巨大損失，損毀船舶800萬噸，占商船的70%以上，海軍的死亡人數達27215人。一戰後英國喪失了長期保持的海上霸權，經濟實力下降，對殖民地的統治力量削弱，維持龐大的殖民體係已力不從心。同時，在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推動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高潮，英國殖民體係遭到極大衝擊。如1921年，英國被迫允許愛爾蘭南部26郡脫離統治享有自治權，英國國名也由“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改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1922年，“華夫脫”黨領導埃及獲得初步的獨立。一些自治領，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由於在一戰期間參戰支持英國，給予英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這提高了自治領要求與英國平起平坐的籌碼。
這次大戰也改變了英國和日本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實力對比，英國力量逐漸衰落，而日本卻借“天佑之機”發展壯大了在遠東的力量，並取得獨占中國的優越地位。由於英日因實力對比發生變化而帶來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戰爭結束後，它們重新確立了各自對遠東和中國的政策。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民族解放運動日益高漲，猛烈衝擊著英日的在華殖民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從維護各自的殖民權益和鎮壓中國革命出發，英日在華展開了既合作又爭奪的拉鋸戰。
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後，它們開始調整在遠東的政策，英國對日本實施既遏製又安撫的政策，對中國繼續執行帝國主義政策，但是同時呈現外交撤退趨勢；而日本則展開了“協調外交”和對華“不幹涉”外交，實質上呈現出外交進攻趨勢。因此，麵對漸漸強大的中華民國，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在處理涉及中國的東亞問題時漸漸力不從心，這從他們在“五卅”慘案的處理及善後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國也隻能對日本在亞洲的蠶食中國東北無能為力甚至默許。
日本和英國共同製造了“五卅慘案”後，全中國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特別是反英運動。日本通過實施雙重政策，較早地從反帝運動中脫了身，並考慮如何進一步在華進行經濟侵略。英國對日本的行為極為不滿，但是，陷於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開始考慮有限地調整對華政策。
隨著人民黨已在全局上控製了中國政權，人民軍在軍事上（從兵員及裝備上可以看出）已前所未有的強大，中華民國在經濟與工業上呈現了飛速發展的潛力，這一切都使張漢卿顯得異乎尋常的強硬，讓英國在此次談判中不占有半分好處。
張漢卿對英國人的底細是非常清楚的。
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發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英國貿易額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品出口占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爭經費為由，對進口汽車、鍾表、樂器和電影等征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戰爭結束後第7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征，而且範圍有所擴大。英國工業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複金本位製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於有國際投資利潤回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