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3
泌水院嘉州文化街的“琢玉”古董店，不同以往，正是營業時間，卻緊閉著木製的店門。輪回和jane坐在店鋪中央的土漆八仙桌旁邊，桌上擺著上好的茶點，桌子對麵，是店鋪的掌櫃，人稱“玉石眼”的玉石鑒定專家——陳爺。
空氣中充滿著一股神秘的味道，他們談論著令許多尋寶者窮盡一生卻無所獲的——佛寶傳說。
陳爺終於睜開眼睛，繼續之前的話題。
佛學大師南懷瑾認為，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和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精神所在。僅從學術觀點來看，釋迦牟尼在印度上古史上，與中國孔子的用心，並無多大的差異之處。仲尼懼王道不彰，人心陷溺，邪說橫行，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著《春秋》，以明經世宗旨，存道統以續文化精神。他和釋迦牟尼的斥外道、說正法、存平等、行教化、正思維、伸智慧，彼此用以救世救人的存心和精神，雖然稍有出入，但距離並不太遠。至於釋迦牟尼與孔子的哲學義理，高深淺近的區別，平心而論那是各有所長的。
釋迦牟尼雖然有心閑邪存正，刪繁就簡，但是佛教本身，卻未能在印度本土長久植根或滋長，結果還靠中國將他的全部教法與學說，一概承受下來，並加以融會貫通，建立起一個耀古鑠今的中國佛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世界上幾個偉大宗教的教史，大體都不例外，凡是產生教主的所在地，當時都是不肯珍視他的施予，必須等到外人崇敬，才會視如拱璧，慢慢地倒流回來。古今中外人們的共同心理，大概都是貴遠而賤近，祟古而薄今，好秘而惡顯，拒親而愛疏，俗話說：“遠來的和尚好念經”，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利用農民起義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統一的唐王朝。他們接受隋王朝覆滅的曆史教訓，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生產，穩定民生，鞏固社會秩序的政策，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唐代諸帝對於佛教的態度，出於真正信仰者較少，普遍地是從政治上考慮，並且集中表現在對於儒釋道三教關係的安排上。從總體看，唐王朝對三教是采取以儒為主體，調和並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統治的方法和手段上開始成熟起來。
佛教文化作為唐代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達到了鼎盛階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礎上，入唐後又相繼建立起許多新的宗派。這些宗派有高度發展的寺院經濟作支柱，創造了各自龐大的理論體係，代表了當時哲學思維的最高水平，影響著大批士人，左右時代思潮，而佛教的進一步普及化，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義也變成了大眾的觀念。
“因此，大量的佛教器物和聖物沿著穿越中亞沙漠或經由南海為人所熟知的商道，從印度及其文化屬國進入了唐朝的境內。”
“包括漢族在內的許多種族的工匠，都集中在亞洲各地龐大的佛教寺院裏，從事製作宗教器物的工作。為了給那些在危險的道路上遊曆的信徒們提供便利，寺院往往都擁有自己的商店以及旅店、當鋪和信貸機構。如果說從佛教的真正故鄉印度流入遠東的神像、聖物以及經文等等，就像是一股洶湧的潮流的話，那麼在商道沿途的寺院裏以宗教為名出售的貨物則正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樣一來，形形色色的外來物品就大大的豐富了唐朝的宗教圖景。”
兩個年輕學生聽得聚精會神，仿佛在上曆史課。
“那個時候，不斷有唐人前往印度聖地搜集聖物，求取聖物的熱情曆久不衰，而著名的高僧義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義淨於鹹亨二年（公元671年）離開廣州，證聖元年（公元695年）返回洛陽，其間曆經三十餘個國家，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含五十萬頌，舍利三百餘粒。”
“然而，由於搜求聖物的熱情過分狂熱，甚至導致了盜竊行為——漢人明遠法師曾試圖從錫蘭（斯裏蘭卡）的聖骨盒裏偷取舉世聞名的佛牙！幸運的是，在聖力的幹預下，錫蘭人挫敗了這位虔誠的狂熱者的企圖。流傳甚久的‘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就是說的這個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