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成長 序
羅偉章之信念
李敬澤
羅偉章注定被簡化。
《我的同學陳少左》、《我們的成長》、《大嫂謠》、《我們的路》等等，自2004年以來，至少在傳統文學期刊的編者和讀者中，羅偉章迅速確立了小說家的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題材，他寫出身農家的貧困學生，寫農民工，寫包工頭兒，寫窮人，似乎是，他為本世紀初中國人意識中現實圖景的調整提供了一份文學證辭，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社會的“底層”被發現和界定，而羅偉章幾乎一開始就被歸類為這項工程的勤勞工匠。
我無意在此討論“底層”問題，那會將話題引入遼闊的社會領域，雖然社會以及社會意識的一般變化肯定造就了羅偉章，但我認為，文學應該維持自身的問題邊界，小說的誌向並非僅僅是成為普遍社會關切的一個例證、一個注腳。同時，正因為我們的社會關切如此強烈，我們恰恰應該警惕由此而來的僵硬和狹窄：我們對一個作家的喜愛常常隻是因為他的簡單，他對應於我們的關切，提供了某種取消認識難度、取消經驗和情感複雜性的簡明景象。
但羅偉章遠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
從發表於2004年1月的《我的同學陳少左》開始，羅偉章初期的小說都有一個明確的敘述者，一個講述及自我講述的“我”。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他。對羅偉章小說的興趣一開始就是直接的反映論的，人們之所以注意這些小說，主要的原因是人們從中迅速抓到了他們已經注意到的“問題”，小說的藝術構成、小說的敘事策略如同一層透明的玻璃，不能被匆忙的目光感知。
這個敘述者站在讀者和故事之間，我們直覺地感到作者與敘述者是同一的，我們意識不到他的特殊功能，把他的聲音視為小說藉以呈現的自然的介質。
但這個聲音並不自然——“不自然”這個說法在此不具貶義，小說就是不自然，就是人的聲音對世界的幹預。從《我的同學陳少左》到2005年年底發表的《大嫂謠》，敘述者都是一個鄉村知識分子或鄉村書生，他艱難困苦地從鄉村出走，他滿身傷痕，很難說他喜歡他所走向的外麵的世界，在新世界裏他並未找到幸福，但是，他無意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但是，他卻忍不住回頭望去，含著辛酸的眼淚。
這是一個分裂的聲音。這是一個被分裂的認同折磨著的聲音。
——小說來自小說。我斷言羅偉章認真讀過路遙，他一定曾為《人生》、《平凡的世界》所感動。他的寫作上承路遙，屬於中國現代以來那些鄉村知識分子的精神譜係和問題場域。
——小說來自生活和心靈。在城與鄉、出走與回望的傳統結構中，羅偉章所體驗到的境遇遠為艱險和複雜。路遙在20世紀80年代發現了啟蒙邏輯和浪漫主義邏輯之間的巨大張力，城與鄉的選擇轉化為兩種邏輯之間的衝突，而在羅偉章這裏，兩種邏輯全部不複成立，城市不能提供啟蒙式的精神前景，鄉村更不是浪漫主義的精神家園。
而且無可選擇，決定已經做出，必須出走。在《我們的路》中，“我”曾經試圖歸鄉安居，但最終，他還是在孩子的哭叫聲中走了，他說道：
“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權利。等你長大了，你就會理解，在曆史上的某一個時期，城市和鄉村是如此對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親，還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這樣的所有鄉裏人，都無一例外又無可挽回地被拋進了這對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敘述者的聲音忽然放大拉長，他一下子站到了未來，站在曆史的高處，俯瞰水落石出的大地和人群，“無一例外又無可挽回”。
這完全不是路遙式的判斷，或者說，這個判斷完全不依賴於個人的精神探求，我們看到的是宏大的、客觀的曆史意誌，超於個人，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這是羅偉章所遭遇、體驗的根本境遇，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他為什麼需要一個敘述者，他為什麼一定要塑造這樣一個聲音。
因為，至少在他從2004年到2005年前後寫作和發表最初的一批作品時，他尖銳地感受到人在曆史中的微渺脆弱，路遙式的思考和痛苦是奢侈玄遠的，他必須證明自己的“在”，他必須拚命地、“不自然”地捍衛這個“在”；他無法客觀，因為“客觀”正淹沒他，他在這“客觀”麵前不自信，對他來說，寫小說的理由就是，在強大的“客觀”宰製之下，想象一個聲音、塑造一個聲音，微弱、堅忍，力圖與這“客觀”這“曆史”對話——由於這聲音的主人就在“曆史”中，就屬於“曆史”，在“曆史”的尺度上他甚至沒有自己的獨特命運，他必須奮力將自己區分開來，辦法就是，指著自己，說，看，我在這兒，這是我的身體、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