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聲音中隱含著羅偉章的寫作所麵臨的特殊困難：他與他所在的傳統的關係，他與他所在的浩大人群的與時代的關係、他與文學與自身的關係。但作為小說家，羅偉章的命運似乎是，在社會意識的分揀台上被不由分說地歸類，他刻意設置的聲音被忽略，他的講述直接進入並且融化在某種曆史和社會的總體圖景之中。編輯們和評論家們很高興，他們看到了一個寫民工、寫窮人和寫苦難的人，而且，由於羅偉章親曆他所寫的生活，他和他的作品構成了近於完美的“底層敘事”——在一種小資產階級激情中，苦難是正義與美的同義詞，而底層被賦予道德的絕對性，不經反思，不能爭辯，不證自明。
我們很激動。我們光顧了激動了，無暇注意羅偉章小說中的那個聲音，那個敘述者之所以執著、反複地出現，正因為羅偉章不能徹底認同他所在的位置和人群，他的認同是分裂的，他力圖在作品中保持一個空間、一種距離，以便審視、反思、爭辯，以便認識和想象人生而不是演繹和論定人生。
正是在這裏，他與當下流行的所謂“底層敘事”艱難地劃開了界限。
2006年1月，羅偉章發表了《狗的一九三二》，這是他迄今唯一不“現實”的作品，在他的整個作品序列中顯得突兀。但羅偉章內在的精神場域並未偏移，他在寫《狗的一九三二》時與寫《我的同學陳少左》時是懷著同樣的關切和焦慮：如果一個人或者一群人，他在社會中的位置製約著他的生存選擇，他的行動餘地如此狹小，那麼，這件事本身對這個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個問題在《狗的一九三二》中被推向極端，人麵臨的是絕境：食物鏈的危機，他與世界的關係無可選擇地變成了誰吃誰的關係。遠望時間深處使羅偉章自信，他第一次放棄了“我”的聲音，他的敘述具有客觀、森嚴的風貌：苦難深重，但比苦難更深的苦難是苦難的精神後果——即使在最絕望的饑餓中，對父親陳德明來說，活於世間依然有比活著更多一點的意義，而對兒子陳召來說，意義的“神”死了，他深思熟慮地、冷靜地把自己貶損為孤絕殘忍的荒涼本能。
——把故事推向遙遠的過去是有道理的，羅偉章由此達到寓言的銳利和蒼茫，他對我們此時在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豐盛中關於苦難的種種幻覺和浮辭提出了有力的爭辯，苦難不應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飯後甜點，不應成為老少憤青們口頭發泄力比多剩餘的路徑，羅偉章求證、展示：
這就是苦難——它貶損人、貶損世間的一切。
此時，小說家和批評家們把苦難直接當成重大的精神價值——的確，無論在中國傳統還是外國傳統中，苦難都是精神敘事的基本情節，在中國古人看來，現世的榮耀和未來的不朽與苦難相依而成，受苦受難者很可能是上天的選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在希伯來－基督教傳統中，苦難更是超越性救贖的曆史過程的必要階段；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繼承了這一傳統，但上帝被置換為社會和曆史，而人的自我救贖被重新界定為人的選擇、行動和承擔。
——苦難在特定的上下文之間、在更廣闊的精神背景中才被肯定為一種生活價值，這個上下文決非不證自明，它係於人在苦難中的鬥爭：人如何反抗苦難對他的貶損。
苦難美學的道德激情很可能因為激情過度而變成道德休克，在本世紀初的中國小說中，在大眾傳媒熱衷講述的“底層”故事中，我認為這種休克正在發生，我們正在消費苦難，多一點、更苦一點，我們正在充當苦難的同謀，與苦難一起貶損遭受苦難的人——卸去他們的道德責任、解散他們的鬥爭意誌，讓他們成為被悲憫的純粹客體。他們的苦難被輕易轉化為龐大抽象的曆史和社會現象，而我們每個看客以及苦難中人都無須對此承擔責任，無須對自己提出問題。
——這就叫“道德”？
羅偉章頑強地證明自己是一個“小說家”——不是一個看客式的“道德家”，他充分地體驗著曆史與個人、社會與個人的張力，人的熾熱欲望與他的道德體驗的張力，人的社會規定性、他的身份與他的選擇和行動之間的張力，人的情感與理智之間的張力，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張力場中，他艱難地探究、求證人的可能性：他如何不被逼仄的生活壓垮，即使壓垮了，他也看看這是如何發生——他絕不認為人被壓垮是理所當然之事，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根本信念是，人在這重重張力的撕扯中依然在英勇地為人。
2006年3月，羅偉章在《人民文學》發表了《變臉》，當時，我曾經寫了如下一段文字：
……
《變臉》涉及到身份、尊嚴、責任、道德，這些都是普遍、長久的文學主題，在這些問題上的選擇和戰鬥構成了人類永無結局的偉大故事。但《變臉》依然是令人震驚的，它使我們意識到，在廣大的人群中，有些人，他們的選擇餘地是那麼小，任何壯麗或悲壯的故事在他們身上似乎都顯得奢侈，顯得不真實。羅偉章雄辯地展現了人的這種逼仄處境：生活無可抵抗地擠壓過來，變不變？隻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