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並且展現這種逼仄，是羅偉章的力量所在。但是，讀完《變臉》，我們還是不禁要問：一切其他的路徑真的已被封死了嗎？小說的任務僅僅是展現生活對人的支配嗎？小說家的誌向難道不是想象和求證人的選擇和人的戰鬥嗎？即使在最艱難、最逼仄之處，小說家難道不能打開某個空間，讓人的生活不止於無奈的歎息，讓人的精神不致枯竭？
這些問題不僅是針對《變臉》，也針對當前很多同類題材的小說。反映現實時，作家常常告訴我們，他對現實中的問題沒有辦法。其實，並沒有人要求他像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那樣提出什麼切實可行的辦法，但他的“反映”也決不應該僅僅是論證生活就是如此、人隻能如此。
一切故事都始於時間之流中的一個特殊的點：“從前，有一天……”這一天之所以被識別和挑選出來，之所以值得被講述，是因為在這一天生活的恒常節律被打破了，來新人了或者出新事了，人由此麵臨考驗，麵臨選擇的困惑和行動的艱難，人向著一個未知的方向走去，他的力量和故事的力量將在這個探險過程中展現。
——故事的這一基本精神小說家們應該經常重溫，它也是我們對文學、對小說保持不滅的閱讀熱情的一個根本理由。
——我是在批評《變臉》，我認為在這篇小說中，羅偉章有一種傾向：把人界定為某種必然性的囚徒，既然如此，其實就根本不必寫什麼小說。
但現在看來，也許我誤解了羅偉章的意圖，這種誤解可能由於羅偉章的一個重要變化：《變臉》是“現實”的，在《狗的一九三二》之後，羅偉章似乎獲得了新的自信，他第一次在麵對“現實”時不再依賴那個敘述者，《變臉》的聲音大致是客觀的，過濾掉了作者的幹預——並不是說沒有“我”小說就會更好，而是說，當羅偉章甩掉了“我”時，他認為他已經不需要那種強製性的距離和角度，他顯然意識到，此前那種鄉村書生式的抒情和沉思有可能也是對小說世界的簡化，他希望讓他所感受所建構的世界圖景帶著它的全部複雜性和豐富性自在展現。但是，在《變臉》中，離開了那個“我”，羅偉章還是不習慣，小說中人茫然失控，整個作品缺乏精神和行動的方向。
但到了2006年9月的《奸細》，羅偉章已經完全進入了新的狀態。
關於《奸細》，我曾經寫道：
……
文學的誌向決不僅是在一般的社會層麵上提出和思考問題，否則，一個小說家和一個新聞記者就沒有什麼區別。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在對生活、對現實的深廣知識的基礎上，它另有自己的議程，這個議程指向人的靈魂。
《奸細》最終是一篇關於我們的精神取向和價值疑難的小說。它耐心、敏銳地向小說中那些和我們一樣平凡的人們提出了考問：在這個關於“掐尖兒”的遊戲中，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每個人似乎都是無辜無奈的，但真的無辜嗎？由於欲望、由於軟弱和苟且，小說中那個“正直”的“奸細”不是參與和推動了這場遊戲嗎？他不得不麵對自己的本心，他要問自己是否正直？他要問自己，正直的人對我們共同的生活為什麼不肯承擔起碼的責任？
“奸細”最終沒有敗露。小說的結尾似乎是平安無事，一切如常。但是，對讀者來說，“現實”的景象還是有所變化，至少，我們都會記住那個拒絕被“掐尖兒”的孩子和他的母親，我們的心都會為之深切感動，那沉默的母子讓我們看到，在一切自作聰明的世故浮辭之外，某些基本的、樸素而高貴的價值默然展現，召喚著人們去踐行、堅守和傳承。
——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立意所在。
作為一個小說家，羅偉章在迅速地成長，《奸細》寫的不是農民、不是民工、不是“苦難”，甚至也不是“底層”，同時，那個敘述者也被廢棄，羅偉章並不在乎我們對他的看法和論定，實際上，他一直另有自己的議程，漸漸清晰、越來越自信，他已經表明了他的真正誌向：
人總是被擠壓著，被曆史、現實，被鄉村或城市，被他的環境和身份，羅偉章從《我的同學陳少左》開始就深刻地執念於這種困苦境遇，但是，在羅偉章看來，展示這種困苦並非為了解除人的責任，恰恰相反，小說的偉大使命，就在申明人的不屈精神，就在求證人的選擇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