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留在心中的烙印
我們新三屆
知青，是中國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一個特殊的群體，是中國一段獨特的曆史。無論多少年後，隻要提起知青，就會帶出一串感天動地的故事。
中國的知青有老三屆，新三屆之說，這是按照他們在校畢業的時間劃分的。一般說來，老三屆是指“文革”前期的高初中畢業生，新三屆是指“文革”複課後的高初初中畢業生。
老三屆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響亮的品牌。有人形容說，在中國各地甚至歐美等國有華人的地方，隻要一提到老三屆，馬上就有笑臉相迎，就有熱情洋溢，就有美酒飄香。他們中很多人走出蹉跎歲月，踏平一路坎坷，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他們有的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的成為著名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有的成為明星企業家。我們新三屆中也有一些人，經過多年努力，成長為各條戰線的精英人物。
朋友相聚時，常有人問我：有沒有比較合適的詞彙形容你們新三界呢？我就把前幾年一句很流行的順口溜略加修改，當作回答：“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上山下鄉吃盡苦，返城沒有好工作；人到中年下了崗，苦難一個接一個。”朋友們聽了就說：調侃得讓人捧腹，寒酸得讓人落淚，真實得讓人不可思議。
記得“文革”結束後不久，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曾經就新三屆進行過討論，稱我們為“被耽擱的一代”、“被毀掉的一代”，理由是這一代人沒有真正地讀過幾年書，不像老三屆那樣有文化、有正氣、有上進心和責任感。事實也是如此，我們這一代人剛剛步入學校，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人革命”，學校一度停課，後來複了課，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沒有很好地學知議。運動一個接一個，層出不窮，什麼“一打三反”、什麼“批林批孔”、什麼“反潮流”等等，等等。我們要參加大批判，還要軍訓，還要學工學農，一直到畢業，幾乎“泡”在運動裏。後來，就開始上山下鄉，還有很多人因為種種原因沒能上高中，初中畢業就下鄉了。在農村幾年裏，既要參加體力勞動，還要參加大批判，更多的是憂慮著前途，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學習。恢複高考時，老三界中考上大學的不計其數，我們新三屆中考上大學的則鳳毛麟角。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知青返城風起雲湧，我們也隨著潮流般的返城大軍相繼回城。那時，大多數人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接著結婚，生兒育女。這就是我們悲壯的青春之旅。
沒經曆過這個悲壯的青春之旅的人怎麼能夠理解呢！
這的確是悲劇性的一代人。
但是，沒有人去追究是誰造成了這一代人的悲劇。僅僅一句“林彪、四人幫’耽擱的一代”就能洗脫我們的悲劇嗎？
問題是這一代的悲劇此後還在延續。
這些滿臉笑容的少女，不知道有多少艱難在等待著她們。
返城之後，大多數當了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記得我們那個知青點的知青返城後，幾乎都是在服務行業工作，有商場的售貨員，有公交車的售票員，有鐵道上的維修工，有印刷廠工人……那個時候，百廢俱興，“五大員”職業很光榮。我們曾為我們的職業感到自豪過。歌頌平平凡凡崗位、普普通通人的文章屢見報端，歌舞也屢屢登台。我記得有幾個在商場做服務員的，就自我感覺很好。20世紀80年代初，電視機很緊缺，照相機也不好買，作商場工作的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搞到一些緊俏商品，他們自然有幾分得意，幾分滿足。有人經常要找他們“走後門”。在工廠裏當工人的也有一種自豪感。我記得聚會時，有的人就穿著佩戴工廠標誌的工作服裝，一副神采飛揚、神氣活現的樣子。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由於年齡的關係，很多人返城不久就開始考慮婚姻大事，顧不得學習。而且對知識的崇拜也沒達到後來那種登峰造極的地步。盡管有很多人通過不同途徑繼續學習深造。
作者與夫人30年後重返當年插隊的地方，重溫的卻是萬千感慨！多的是隨波逐流。
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發展，新三屆中的很多人感到壓力越來越大。當科學文化知識被提到興國興邦的重要地位，那種壓力尤其巨大。再後來，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破三鐵”、企業改製……開始有人下崗，恰恰這個時候，正是人到中年的階段，也是人生最艱難的階段。
前不久，有位一起下鄉的朋友到北京來，談到上山下鄉的同伴，不是這個下崗了，就是那個失業了，有的成天打牌，有的喝起酒來不要命，有的甚至偷雞摸狗不務正業，讓人覺得他們似乎時生活已經感到了深深的絕望。仿佛無論個人如何掙紮，最終還是住無法抗拒的時代的力量麵前屈服了，最終放棄。我聽到這些，心裏總會有幾天不安。各種各樣的運動讓我們在該讀書的時候，沒辦法擁有一張安穩的課桌；上山下鄉的“再教育”又把我們的青春夢想永遠留在了農村……當我們再次回到家鄉的時候，卻因為沒有安安穩穩讀過書而找不到好工作，如今人到中年，又下崗了……
想想這一天又一天的日子，猛然發現：人到中年，天過午。時代的悲哀、生活的重擔一個接一個地壓在肩膀上，那原本就飽經風雨的生命也開始漸漸不支。我們經曆過時代光輝也好，苦澀、悲哀也罷，好像與我們都不是那樣休戚相關。父母年事已高，常要看病、住院，現在又沒有了公費醫療，這筆開銷著實不小。有的孩子也該上大學了，一年上萬的學費還不知道從哪出？有人的孩子大學畢業了，找工作十分困難。自己也不知道哪天會倒下，即使漸漸發現自己已經力不從心，有了病也得死扛著……突然發現原來我們的身上有著太多的悲哀與無奈，盡管我們從未放棄過希望，可希望一直在離指尖不遠、卻夠不到的地方。
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們在某個地方借酒消愁，大聲喧嘩，甚至於嘔吐的時候，會被人瞧不起；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去商場或菜市場因為一件小事，甚至於為幾角錢唾沫四濺地與他人爭吵的時候，會被人嘲弄；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在家中看電視或者看書的時候，讀了錯別字，讓子女嘲諷……我相信，那個時刻他們的心在滴血，在哭泣，在呐喊，在發問：我們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啊？
最近，我常常想起一個特殊的日子，想起那個日子的夜晚，想起當年我們那個知青點發生的一幕：
我們那個知青點坐落在徐州東部約30公裏的黃河故道上，一片有著幾千畝地的果園。我們與老三屆的大哥大姐姐不同的是，不是靠掙工分吃飯，而是拿工資，當然，工資很低，第一年每月15元。知情有食堂，“在一個鍋裏抹勺子”。在那個“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青春亮麗的女知青青不用化妝品，也很少買衣服，工資能夠維持生活；而大多數男知青連填飽肚子都成問題，如果抽煙的，更是捉襟見肘了。因而，小少男知青要靠家裏接濟。
當時正處在“文革”末期，所有人的命運都在風雨飄搖的動亂中顯得晦暗不明，我們知青點也漸漸人心躁動起來，有人打牌喝酒，也有人偷雞摸狗。看上去，這是一群沒有理想，沒有追求的人。可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到今天還時時觸動我的心。
上山下鄉時作者在勞動的果園裏留影。
1976年1月8日，一代偉人周恩來總理去世了。那天早晨正趕上我到當地的公社參加學習班，在公社裏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很震驚，也很難過。因為我們那個知青點的廣播有時不好用，我怕知青點的“插友”們聽不到這個消息，於是吃了晚飯就往回趕。十幾裏的路程，比平時快了很多。一路上，我反複在想，我的那些“插友”們此刻會在做什麼，對周恩來總理的去世會不會關心？我推開宿舍門的一刹那，眼前一片煙霧彌漫，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彌漫的煙霧中擠了上幾個人，有的在低著頭大口大口的抽煙，就連平時不抽煙、聞到煙味就皺眉頭的也在抽。有的正與人高聲爭論，甚至已經有人開始罵娘，而這人聲鼎沸的焦點是：這個時候沒有了周總理，國家的前途該怎麼辦，民族的命運該何去何從……看著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也激動了起來，我們仍然熱愛著這個國家，無論在什麼樣的境遇裏，我們的心仍然是國家與民族緊緊相連的。
看到我回來了，人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詢問公社裏的情況，打聽還有什麼事發生，打聽上級有沒有什麼決定和指示，我們就這樣整個晚上都在討論著。夜深人散之後，同宿舍的大韓、小韓、小平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們個人的命運無論何時都是同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的，我們每個人在關鍵時刻都會自發地體現出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第二天，沒有任何人發動，大家不約而同戴起了黑紗、白花……
記不清是在周恩來總理追悼會前還是追悼會後的一天午後，兩個喝醉了酒的“插友”不知為什麼事發生爭執。一個說：“你一點不關心國家大事，對得起剛剛去世的周總理嗎？”
另一個萬分感慨地說：“我關心國家，國家關心我嗎？”
我們聽了無不感到痛苦。
30年後，作者重回上山下鄉的地方，拍下當年的宿舍。
那時，我們還沒有機會看到老舍先生的偉大作品，若幹年後、我看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館》，其中就有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我愛大清國，大清國愛我嗎？”這種相似，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不久前曾經見到一個下崗後終日牢騷滿腹、以灑消愁的“插友”。那天，他又喝得大醉，一路上連吵帶口唱沒有消停。但當我送他都他家門口時，他突然安靜了下來，悄悄地對我說：
“我……我兒明年就……就高考啦，咱倆進去的時候可得小點聲。”我聽了心中忽然一顫、其實，在他悲觀的心裏，還有著這樣的希望啊！我問他：“你兒子學習怎樣，考大學應該沒問題的吧？”他眼睛紅紅紅的說：“成績還算……還算不錯，可我現在這種狀況，將來可怎麼供啊。”說著，竟哽咽起來。
我默然，同時也心痛。
“我打算出去打工了！”他猶豫一會兒，對我說。
沒等我回答，他歎息一聲，又說：“不管別人管不管我們，我們也得活啊！”
這就是我們新三屆。沒有經曆過我們那些苦難的人，無法知道我們這一輩的掙紮，也無法感受我們內心在現實與逃避之間拉扯的痛苦。我們這些同共和國一起共同經曆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的這一代人，當年，放棄了學習，登上“鬥、批、改”的舞台的時候，還不懂得真理的謬誤；當年，帶著火熱的青春上山下鄉奔赴邊疆，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建設中的時候，我們不懂得怨悔；如今，人到中年，下崗、再就業，仍然默默承受。在生活的苦難麵前，我們也許會彷徨，也許會逃避，但我們仍然在以各種方式生活著、奮鬥著，盡著做兒女的責任、做父母的責任、做公民的責任。誰能否認，這一代人也是共和國的脊梁！
我常常想起那位“插友”的感歎：“我關心國家，國家關心我嗎？”聽了，讓人驚心動魄。可是，有誰去反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歎？時間是生命中一個重要元素，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波折，我們又該向誰問責？
我們終於等到了，看到了“以人為本”的時代。祖國，我們多麼真誠地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在下一代，世世代代再也不會發出“我關心國家，國家關心我嗎”的感歎！
我們的1966
1966年，“文革”開始了。我們新三屆當時都是剛讀二三年級的小學生，對於那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不要說理解，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上。一直到“文革”結束，我們長大成人了，才當年大串聯的紅衛兵隊伍。從一些反映當時那段曆史的有關文章中得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也曾說過對於為什麼搞“文革”、怎麼樣搞“文革”、“文革”會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無所知。所以，若幹年後，隻能從幾件記憶深刻的事情中，找回一些感覺。
北京來的女孩
小學三年級那年，“文革”剛剛開始小久，我們那所鄉下小學還在上課。記得是一個夏天，班裏來了一個穿連衣裙的女孩。那時，我們還不懂連衣裙。當時，我們看到的一些宣傳畫上，有穿著工作服、戴著安全帽、手持鋼釺的工人，有穿著花布衣、頭上圍著白毛巾、手持鐮刀的農民，有穿著軍裝、戴這大蓋帽、手持鋼槍的解放軍戰士，有穿著連衣裙、係著紅領巾、手拿書本的女學生……所以，一看她穿著連衣裙，就知道是從城市米的。果然，老師介紹說，這個女孩是從北京轉來的。北京在我們心中是一個十分神聖、十分偉大的地方，我們不禁對她刮目相看。
那時，我的母親在那所鄉下小學任教，女孩舅舅也在那個學校當民辦教師。我聽母親和一些老師議論說，北京運動鬧得很厲害，大學、中學、小學都停課了。大學生、中學生停課參加“文化大革命”，小學生在家裏呆著。女孩家長一來要參加單位的運動，無力照顧她；二來不想耽誤她的學業，影響她的前程，於是，經過和她舅舅一家商量，把她轉到了我們那個鄉下的學校。
這個小女孩不愛說話，但是愛笑。她見了我們每個同學，都會甜甜地笑一笑。可是，我們和她說話時，她常常睜大眼睛看著我們。後來才知道，她的普通話我們聽得懂，而我們說的蘇北土話，她聽起來卻很費力，所以幹脆不說話。課間休息時，她也和一些女同學一起跳繩、踢毽子、丟手絹。不過，靜下來時，她常常一個人發呆。她一定在思念著北京，思念著父母。每到這個時候，同學們都很自覺地與她保持距離，給她一點個人的空問。
盡管當時“文化大革命”已鬧得轟轟烈烈，但這個北京女孩的到來，給我們那所鄉下學校帶來了一陣清新的風。尤其是她文明禮貌的舉止，對我們的影響很大。過去，上課鈴聲響過後，隻要老師還沒進課堂，教室裏一片嘈雜，有的學生還慢騰騰地從外邊進來。而她每次聽到上課鈴聲，都自覺地在座位上坐好，並把要學的課本、作業本整齊地放在課桌上。回答老師提問時，我們都是一邊舉手一邊大聲喊叫，好像隻有這樣才夠熱烈、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她卻是隻舉起右手，兩眼期待地看著老師。放學時，同學們你擁我擠地朝前邊擠，她卻自覺地排隊……我曾聽一位老師對我母親感歎地說：“看看，到底是從北京、從毛主席身邊來的孩子，就是懂禮貌！”
這個女孩任我們那個鄉下學校隻上了一兩個月課，然後就回了北京。當時，很多老師都出了口氣，認為她能回北京讀書，就說明北京又開學了，今後可以安穩地上課了。
其實不然，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哪裏能讓我們安靜地讀書！
大遊行
那個年月，隔三差五就要有一次大遊行。
現在已記不清被批鬥的是些什麼人了。隻記得每次大遊行，隊伍前邊都要有幾個頭上戴著高帽子，脖子上掛著牌子的“牛鬼蛇神”。那時，我們不懂什麼叫“牛鬼蛇神”，更不知道為什麼要鬥爭那些人。但是，每次大遊行，我們都要參加。我們那所鄉下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有幾百個學生，每排兩個人，要排出很長的隊伍。學生隊伍的後邊，是當地的農民。那時農民都被“發動”起來了，積極性很高，誰不參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壞人。還有誰敢不參加呢？學生加上農民，遊行的隊伍排幾裏長，聲勢十分浩大。幾百人喊口號時，更是壯觀，盡管我們不知道那些口號的含義。
每次遊行，都要走很遠的路。一個大隊有幾個自然村，幾個自然村相隔幾裏路。遊行要走遍幾個村。我記得最遠一次遊行是到公社所在地，經過七八個村莊，走了十幾裏路。一路上，很多人都憋著一泡尿，好不容易在一村頭看見一個廁所，大家一哄而散，蜂擁著往廁所裏鑽。遊行的隊伍一下子亂了。領頭的跑前跑後吆喝，累得滿頭大汗，好不容易才把隊伍組織好。下是，又繼續前進。當時，我已經憋得實在難忍，就故意放慢了腳步，拖到了隊伍的尾部，想尋機解決一下。我看見有—位老師和幾個高年級的學生，也和我一樣，走得很慢，表情也很痛苦。
又走了一會兒，到了一個村莊的莊頭，看見了一個土牆圍起來的廁所。走在我前邊的那個老師和幾個同學鑽了進去，可是，接著又跑了出來。一個個神情慌張。那位老師邊跑邊對幾個同學說：“趕快把紅袖章戴上！”
我正感到莫明其妙時，廁所裏出來兩個氣勢洶洶的農村婦女。原來，那個老師和幾個同學進去時，廁所裏有兩個農村婦女正在裏邊。農村廁所雖然也分男女，但大多沒有用字標明，即使有的用石灰水標明，一場雨水就衝洗掉了。那個老師和幾個同學沒看到男女標誌，鑽錯了地方，這下惹了禍端。兩個婦女提著褲子追出來，氣勢洶洶正要罵娘。老師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遊鬥的牛鬼蛇神不見了，是不是鑽廁所裏了？”
那兩個婦女一臉驚恐，又是搖頭又是擺手說沒看見。
老師故意抬了抬胳膊，讓那兩個婦女看清他的紅袖章。然後，他向我們揮了揮手，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廁所。我們小解完出來，看見那兩個婦女正在低聲嘀咕。老帥板起麵孔，嚴肅地對她們說：“如果發現了，趕快向我們彙報！”
那兩個農村婦女嚇得直點頭。
走出很遠，我們才開懷大笑。那次如果不是紅袖章，我們少不了一頓臭罵。許多年後想起這件事，我就很容易想起一句話：政治在一定的情況下，的確能充當遮羞布。
一枚毛主席像章
“文革”剛剛開始那陣子，誰能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佩帶在胸前，那可是本事，那可是驕傲，會令人刮目相看。
紅衛兵大串連時，我正在讀中學的舅舅，跟著學校的紅衛兵上北京串連，路過我們那裏時，把我帶去了肥東姥姥家。那是我出生以後第一次到姥姥家去，第一次見到姥姥家的人，也是第一次出遠門。
肥東位於合肥東郊，距合肥大約幾十公裏，縣城坐落在一個叫店埠的鎮子上。那裏也和全國各地一樣，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姥姥怕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出差錯，對我看得很嚴，幾乎不讓我出門。其實，那個時候的人際關係隨著運動的開展已變得緊張起來。親戚朋友之間，同誌同學之間幾乎很少往來。因為一不小心說錯一句話，第二天可能就會成為“專政”對象。所以，我平時很少接觸人。偶爾，我舅舅、姨媽的同學來姥姥家玩。其中，我姨媽有一位女同學，與我姥姥家住得不遠，來的次數多一些。因為我說一口蘇北話，她每次見我，都叫我“小侉子”，晚點笑話逗我開心。有一次，她來時我看見地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枚像章很大，底色是紅色，上邊是毛主席戴著軍帽的頭像，四周還放射著一道道光芒。我見了很好奇，也很稀奇，眼睛一劃也不離地看了半天。有一陣子，我真想下手搶過來。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假裝沒有看見，和我姨媽談笑風生，但左手卻下意識地不時朝上抬一下，仿佛防範我搶奪。
有一枚毛主席像章，一本“紅寶書”，是那個時代千百萬少年的向往啊！
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腦海裏不斷出現那枚放著光芒的毛主席像章。我甚至夢見那枚毛主席像章已經佩戴在我的胸前，使我走路時腰板挺得更直了，頭昂得更高了，引來一雙雙嫉妒的目光……
在舅舅家過了幾個月，父母親來信，讓我回去上課。臨走的前一天晚上，姨媽的那位同學來了。她聽說我要回去了，囑咐我回去後好好讀書。我看著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心裏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那位阿姨又來了。奇怪的是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沒有了，代之是一枚那個時期也很流行的毛主席語錄牌“為人民服務”。她和姨媽在屋子裏說了一陣話，走時眼睛紅紅的，好像剛剛哭過。
那位阿姨走後，姨媽把我叫到跟前，打開一個小小的紅的布包，裏邊正是那位阿姨曾經佩戴過的毛主席像章。姨媽告訴我，那位阿姨早已看出我喜歡那枚毛主席像章，但是她也特別喜歡。再說，任那個年代，女孩子佩戴著毛主席像章，不僅風光驕傲，而且走到哪裏都增加幾分安全感。
姨媽說那位阿姨看你要走了，把這枚像章作為禮物送給你。但是，她又不能親自給你戴上，那樣她會受不了，會哭出來。這時，我才明白剛才為什麼看見那位阿姨的眼睛紅腫。她與那枚毛主席像章的感情真是深厚啊！後來，我常常想，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從老到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難道就是因為搞個人崇拜營造起來的嗎？我想不完全是這樣。
姨媽把那枚像章放在我的包裏，囑咐我一定保管好。因為街上搶像章的特別多，而搶像章不是犯罪。
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抱著包。回到家，我才把那枚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
到了1970年，我已經讀初中了，家鄉一位在部隊當兵的朋友，給我寄來了一枚銅質的毛主席像章，我才把那枚像章送給了一位對它向往已久的同學。
哨卡
過去看電影時，曾在一些戰爭的影片裏，看到過兒童團員站崗放哨的鏡頭，沒想到“文革”初期，這些場景在一些地方也出現了。
那一年，我在供銷社工作的祖父，到出北邊一個叫潘林的出村搞代銷點，就住在村子裏。那時候，一方麵製度比較嚴，不允許向村裏吃喝拿要；一方麵公職人員比較自覺，不占村子裏的便宜。代銷店的人自己做飯，所以每隔幾天，我和哥哥要去給祖父送一次幹糧。那時，農村到處設哨卡，對過路的行人進行盤查。行人必須背出幾段毛主席語錄，否則，別想輕易離開。輕則把你趕回去，重則讓所在大隊來人領回去批判。祖父怕我和哥哥返回時遇上哨卡，就建議我們翻過一個山口回去。雖然山路難走一些，但估計不至於有哨卡。
果然，出村時十分順利，沒有遇到哨卡，我和哥哥鬆了一口氣。
正值中秋時節，山上的景色宜人。那時，自然生態保護的還相當好，幾近原始。山上有泉水，泉水又形成了一條條小溪，潺潺流水生動活潑。滿山遍野的樹木鬱鬱蔥蔥，偶爾還飄來陣陣花香。我和哥哥興高采烈地走在山間的小路上，心情輕鬆愉快。
突然，路邊的溝裏跳出兩個人，嚇了我們一跳。那是兩個孩子，一個比我大幾歲，一個和我年齡相仿，像電影裏見過的那樣，他們都手持紅纓槍，戴著紅袖章。
我和哥哥愣住了。
“你們從哪裏來的？”個子高點兒的孩子問。
我指了指北邊方向。
那兩個孩子向北看了一眼，就開門見山地問：“你們能背毛主席語錄嗎？”
好在我和哥哥都在學校宣傳隊，而那個時代的學校宣傳隊，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背毛主席語錄是宣傳隊員的必要條件和基本功。我尤其對《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背得很熟，能一口氣、一字不差地背下來。
我哥哥先背了幾段毛主席語錄，可能因為過於緊張，其中有兩句背錯了。我緊張的心怦怦直跳，汗水流了下來。但是，那兩個孩子好像沒有聽出來。我這才發現，他們自己也背不出幾段毛主席語錄，隻是在這個哨卡做做形式。
這樣，我的心情也不緊張了，背語錄時很順暢。
後來，那兩個孩子聽得倒有些緊張了。
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哨卡。
今天想來，有一種滑稽感。
最難以忘記的1977
1977年，我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高考。
每年的夏季都會有這樣一個詞，在燥熱的炎炎酷暑裏，牽動著數萬人緊繃的神經；與它有關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掀起軒然大波；它帶來的任何結果，都有可能改變人一生的命運……這個詞就是高考。從某種意義上說，高考成了一個人人生的重要關口，隻有從這個關口走出的人，才能看到光明的前程。據說有一個偏遠山村的教師在教育學生時，左手舉著白饃頭，右手舉著黑窩頭，對學生們說：“好好學習，考上大學的，畢業後一輩子吃這個白饃頭；不好好學習，考不上大學，留在咱這山溝的，一輩子吃這個黑窩頭……”
高考，幾乎是每個參加過的人足以銘記一生的人生大事。十年後也好，二十年後也好，無論時光走過了多久，一旦提起這個話題，每個曾經經曆過高考的人都會有說不完的感受。而“文革”後的1997年恢複的第一年高考，更是因為它的特殊性而帶來了數不盡的曲折故事與道不完的悲歡離合，已然成為了一代人的標誌，被深深地刻在了共和國的曆史上。對於我，這一次高考也同樣成為了一次難忘的人生經曆，帶來了許多的感悟。
那時，我已經在知青裏度過了三個年頭，適應了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規律，問厭了自己未來在何方這種問題，過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生活，隻把上大學當作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就在我以為這樣的日子要永遠繼續下去的時候，傳來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高考恢複了！在那個招工招生機會少得可憐的年代，這無疑是一次命運改變的機遇。更讓人感到振奮的是，這次上大學的機會既不是靠組織推薦，也不是靠群眾評議，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參加公平考試來爭取的。換句話說，這次的命運是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無論結果如何，都是讓人心安無悔的。盡管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消息已經傳求得太遲了，曾經錯過的東西也很難再彌補了，但畢竟還有從未放棄過夢想的人，還有夢想被重新點燃的人。所以，帶著興奮與對未來的憧憬，我和果園裏的其他幾個準備參加考試的人一樣，開始了高考複習。
就這樣，我離開了果園，回到了自己的母校，重新坐在了闊別已久的教室裏。這真是一間特殊的教室啊，本應在過去的十年裏參加高考的人們被集中到了一起：年紀大的接近三十歲。我認識的一位老三屆知青，就已經結婚並且有兩個孩子。年紀小的就是當年應屆畢業的學生。他們應當說是讓人嫉妒的幸運兒。教室裏既有年輕的學生，也有年長的學生，甚至還有“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想繼續深造的老師與自己的學生一起同堂聽課。而每個人的穿著打扮也顯示出身份的各有不同，有的是滿身黃土的農民，有的是像我一樣的知青，也有穿著勞動布工作服的工人，還有穿著一身綠色的複員軍人……有些老三屆的知青當年已經結婚生子，為了照顧孩子，還帶著孩子一起複習，常常是左手抱孩子，右手記筆記，還要時不時地喝住孩子的亂抓亂動。這樣的場景實在是非常讓人感動，恐怕世界上也沒有什麼考試能夠像這次一樣壯觀了。
照片上這群同學，都是從1977年走向人生輝煌的。
雖然人們都把這次高考看作是命運的轉折點，但這也僅限於參加考試的人本身而已，社會上的其他人顯然對這件事並不那麼關心，同今天的高考所受到的關注程度相比，那時的關注還遠未成氣候。近些年來，人們指責現在教育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應試製度，實際上從恢複高考那個時候起就是這樣。相當多的人是為了找個好工作、改變生存狀況而考大學。而又有相當多的人是為了職務升遷、改變命運走向再深造。不過，那時對於我們這些參加考試的人來說，相關的信息簡直少得可憐，僅僅是一本考試大綱，現成的複習資料也是沒有的，什麼都要靠摸索。所幸的是，無論輔導老師也好，上課的大小學生也好，所有人都懷著一種執著的精神來對待這件事，時常會互相鼓勵和慰勉。
1977年的高考，來得就像鄧小平同誌在教育工作會議上拍板決定時一樣匆忙，從消息發布到最後考試，中間隻有短短的幾個月。據說。當時因為全國的資源都很緊張，時間又太緊，連印刷試卷的紙張都來不及抽調，最後隻好動用印刷“毛選”第五卷的紙張來印考卷。而且，與現在的高考不同的是，那一次的高考是夏天拍了板，冬天就舉行的，可以說從舉行考試的一方到參加考試的一方，都因為被壓抑得太久了而顯得有些急不可待。
複習的日子是艱苦的，不僅僅因為生活辛苦，而是因為複習艱難。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並不在乎這點辛苦，小時候趕上自然災害，餓得兩眼發昏的日子有；長大了下鄉插隊，拚命幹農活累得渾身像散了架一樣的時候也有，對於我們這些什麼苦都吃過了的人來說，起早貪黑的學習並不算辛苦，可趕鴨子上架般的複習確實太艱難了。要知道，從“文革”開始，已經有近十年沒有高考了。“文革”期間想上大學，隻有通過推薦。工人想上大學要廠‘裏推薦，知青想上大學要經過貧下中農推薦，然後成為工農兵學員。而且名額少得可憐，競爭相當激烈。可想而知，經過近十年的荒廢，要把以前的知識在短短幾個月內重新拾起來，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當時，許多的老三屆已經紮根在農村，不但結了婚，而且已經生兒育女了，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對於他們無疑是學習上的困難之外的生活困難。我清楚記得，一位老三屆知青，星期天回村裏去幹農活，星期一早上回校時，自行車上還綁了一把鐵鍬。盡管如此，麵對如此誘人的可能改變自己一生的珍貴機會，還是有許多的老三屆加入進來，其中的一些在考上大學後漸漸走向了輝煌，成為日後許多文學作品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