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記憶深處的青春
槳聲燈影裏的兒歌
“小嘛小二郎，背著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
每當這首熟悉的兒歌回響在耳畔，便有了墜入時間隧道的恍惚感，兒時的記憶如湖裏的蓮花，層層疊疊競相綻放。記得剛入小學時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小學一二年級，每到下課之後，女孩子們就會聚在一起，有的跳繩，有的踢毽子；男孩子則有的推鐵環，有的踢球，臉上蕩漾著歡欣，嘴裏唱著兒歌，活潑向上，天真爛漫的情景讓人永遠難忘。
兒歌，顧名思義就是兒童口頭傳唱的歌謠。據史料記載，中國古代稱兒歌為童謠，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左傳》《戰國策》中就有記載，到了清代，鄭旭旦的《天籟集》、悟癡生的《廣天籟集》等兒歌專集更是廣為流傳。然而，山於種種原因，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大多數兒歌作者沒有留下姓名，可他們對民間口頭文學的傳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兒歌作者都籍籍無名，“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七歲時便留下了千古流傳的詠鵝詩：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傳統兒歌之所以能長久流傳，是因其適應了兒童和社會的需要。好的兒歌是引導兒童認識世界、認識自己、步入人生的領路人和啟蒙者。故此，兒歌短小精悍、節奏鮮明、變化多端、豐富多彩，膾炙人口，如“小白兔，白又白，兩隻耳朵豎起來，愛吃蘿卜和白菜……”既琅琅上口容易記住，又讓兒童對小白兔的外在形象，生活習俗等有所了解，可以說是“過口不忘”。
千百年來，很多兒歌久唱不衰，廣為流傳。有的兒歌，是孩子尚沒出世時，母親撫摸著隆起的肚子，充滿深情地唱給孩子聽的，那是一種幸福，一種自豪；有的兒歌，是孩子咿呀學語時，躺在祖母的懷抱裏，祖母唱給孩子聽的，那是一種溫馨，一種期待；有的兒歌，是孩子們在一起玩耍時，互相唱給對方聽的，那是一種交流，一種促進……
很多時候，兒歌還被賦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因為孩子生性活潑好動，大街小巷、田間地頭亂跑亂竄，很容易成為信息的傳播者。有心的人便會巧妙利用這一利器，讓自己的意圖和主張通過孩子的口深入人心。如曾經選人中學課本的《漢末童謠》之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似雞。”這實際是一首政治諷刺詩。影響更大的是明末時的一首兒歌“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將李闖王政治主張說得既明白又通俗，追隨者呼啦啦一呼百應。
將兒歌這種“武器”的殺傷力發揮到極致的年代是1966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兒歌像是出窯的瓷器，被上了一層濃重厚實的政治色彩的釉。中國那些有才能同時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才，能夠把各種藝術形式同政治運動結合得淋漓盡致。他們深知兒歌容易傳唱，同時也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所以順應政治形勢，時代風雲，創作了一些兒歌。這些兒歌，有的是跟政治的，有的是跟形勢的，有的則是向兒童灌輸階級鬥爭觀念的。
這一類兒歌，與一些兒童真正喜愛的兒歌相比，不僅缺少藝術想象力，脫離生活實際，而且沒有傳統兒歌中那些擬人、比喻、誇張、聯想、排比、押韻等等藝術手法，完全是政治宣傳品，有的甚至就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口號。因此也不可能流傳下來。我敢說，新三屆的朋友中記憶力最好的，也不可能記住幾首那個時代的兒歌。
說我們的兒歌是政治運動的產物，不僅有根據，而且我有親身體會。我剛開始搞文學創作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時正是政治運動年代。記得在一次創作會議上，輔導老師提到現在缺少兒歌，鼓勵大家寫兒歌。但是，其中一個明確的要求就是要“跟上時代”。我和幾個搞文學創作的朋友都寫了一些兒歌。我寫的第一首兒歌名字叫《個個都是小鐵匠》。那時我還在上中學，根據學校的要求，參加了學工。這首兒歌就是結合學工的生活寫出來的，算是源於生活吧。但是，裏邊加上了鬥私批修等內容。後來，我還寫了一些兒歌在報刊公開發表。能讓我自己記下來的，隻有一首被譜成曲，在一定範圍和時間裏傳唱的《誓保江山萬年牢》，其中有幾句依稀記得：“批判會，怒火燒，紅小兵，鬥誌高，批孔丘，批林彪……紅色革命新一代，誓保江山萬年牢。”回想一下，這些類似的兒歌沒能流傳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失去了兒歌的鮮活生動的生命力，注定不能長久。
每個時代都有兒歌流傳，可是讓兒歌成為一個時代的政治風向標，大概是新三屆人苦澀童年的特點吧。前不久有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兩隻老虎》、《外婆的澎湖灣》、《閃閃的紅星》、《讓我們蕩起雙槳》、《雪絨花》、《賣報歌》、《童年》、《種太陽》等八首歌曲依然最受兒童歡迎。這裏麵既有革命歌曲，也有外國歌曲；既有我們兒時就會唱的，也有近年才流行的。由此可見，符合兒歌創作規律，寓教於樂，讓兒童身心愉悅的童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兒歌應是一段溫馨的回憶，燈光下慈母幹著針線活，哄著孩子輕聲地哼哼唱著……
我與紅木箱的半世情緣
這幾年，京城的書店多起來，書攤也多起來。尤其是到了夜幕降臨的時候，經常可以在街道邊上，看到一些書攤。這些書攤，都是“打遊擊”的。今天在這個地方，明天就不一定換了什麼地方。大多是在地上鋪著一張塑料布，或者鋪幾張舊報紙，旁邊擺著幾個紙箱子。有的怕“城管”檢查，幹脆用一輛自行車，馱著一個紙箱，裏邊放著書。這些地攤上的書，大多是一些舊書或者雜誌。實事求是地說，有時還真得能挑出幾本喜歡的書。有一天下班後，我在北沙灘看到一輛用自行車馱著的“遊擊書店”，車上裝書用的是一隻小紅木箱。頓時，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我信步走了過去，情不自禁地撫摸著那隻紅木箱。
“你買不買書？”賣書的小夥子有點兒不樂意了。
“我想看看你這隻箱子。”我實話實說。
小夥子更不耐煩了：“一隻破木箱子。我是揀來的，幹嗎那麼稀奇？”
我快快地離開了。但是，那隻紅木箱，卻勾起了我對青春歲月的回憶，使我想起了那個陪我一起下鄉又回城、沉甸甸裝滿了書的紅木箱。
1974年冬天，我高中剛畢業。因為那時大學還沒有恢複高考，也不分配工作，隻有上山下鄉。幾個月後，接到通知，讓我到徐州東的鄧樓果園“插隊”。
我的行李很簡單，就是一包衣服和一隻裝滿了書的紅木箱子。
那隻紅木箱，是我下鄉之前，父親專門給我做的。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我被一陣劈裏啪啦的聲音驚醒，起床到了院子裏一看，父親正在用錘子釘著幾塊木板。我當時正刷得滿嘴的牙膏沫，隻好含著牙刷口齒不清地問：“爸，你在釘什麼？”
父親蹲在地上，拿著幾塊木板不停地比量，頭也沒抬地說：“你那些書不是要帶走嗎？給你做個裝書的箱子。”
我進了屋，坐在窗戶邊看書，但卻不停地向外張望。
那個年代，和許許多多同時代的國家工作人員一樣，父母親沒有固定的家。調到哪裏工作，單位分的宿舍就是家。到了哪天調走了，房子仍然交回單位。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我家那時住在一所學校裏。學校的院子裏有幾棵榕樹。正值春天，那幾棵榕樹茂盛的枝葉向四麵八方舒展，清晨的陽光溫情地照射下來，椿樹下就有了一片晃動著光斑的樹陰，樹葉在陽光下隨風招搖，也惹得灑落一地的陽光碎片不停地跳來跳去。父親就帶著一身的光影，在那片榕樹下忙個不停。我看見父親把量好的木板放在一條凳子上，再用一隻腳踩住，然後開始用這種一腿弓、一腿繃的姿勢前前後後地拉鋸，鋸掉多餘的木頭。木頭鋸好了，父親又開始刨木板，好讓它們薄厚一致。隨著刨子一下一下向前推，刨花片片紛飛，很快就堆了一地……
那一上午，我時不時地抬頭望一望父親忙碌的身影。望著父親把拾掇好的木板，丁丁當當地拚在一起，釘上釘子，成了一隻木箱。父親是個教師，本不會水工活，隻是為了我讀書方便，才不得已拿起了木工用的鐵錘和鋸子。盡管那隻箱子簡簡單單，父親卻幹了整整一個早晨。箱子釘好後，父親又騎著自行車，到幾裏外買來了油漆，細心地塗上鮮亮的紅油漆。現在回想起來，那個陽光明媚的清晨，實在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時光。
這隻紅木箱四四方方，體積並不大，用自行車就可以馱運。我把當時自以為珍貴的幾十本書裝了進去。
從我認識了一些漢字，能讀書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的紅木箱裏的那些書，基本是來源於兩個渠道：一部分是父親保存的書，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家鄉小鎮上的那個廢品收購站。我讀書是從父親保存的書開始的。父親是個愛書、惜書之人，“破四舊”之前家裏就有許多的書，隨後席卷全國的“破四舊”，也並沒有讓家裏的書遭到“滅頂之災”。父親把一些書悄悄地保存了起來，讓我在文化貧瘠的年代還有書可讀。那個時代，許多的書遭受了滅頂之災。轟轟烈烈的破“四舊”中，不少人把家中的書、字畫，拿到街上，當眾投到熊熊燃燒的大火中；把家中一些印著不同圖案或文字的壇壇罐罐，拿到街上當眾摔個粉身碎骨……那時，我還不懂大人們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是為了顯示自己革命徹底，抑或怕惹火上身。當然，也有不少人覺得把那些書燒了可惜，就拿到廢品回收站去賣。我的家鄉安徽肖縣官橋是個集鎮，是那一片地方的政治經濟中心。有一段時間，官橋供銷社的廢品回收站裏舊書堆積如山。這座“山”對於從小就愛讀書、且到了求知若渴的年紀的我來說，具有磁場一般的吸引力。
一開始，我裝作若無其事，到書堆裏隨隨便便挑了一本最薄的書，揣在懷裏就趕快朝家走，生怕別人看見。回到家，我就如饑似渴地讀起來。至今，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是作家劉紹棠先生的《運河的槳聲》。我是用了一個晚上，一口氣把那本書讀完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廢品同收站，“偷”了一本《青春之歌》……
上個世紀80年代，作者擔任地方作協領導時，在作文學創作輔導報告。
我的父母在江蘇工作，官橋住著我的祖父母。以往，我是每個月回去看望一次祖父母，假期時在那兒呆得時間長。但自從知道了那兒有一座書“山”後，我每個星期天都要回去，到書“山”偷書。幾個星期天過後，廢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員就發現了我。回收站的負責人叫蘇彥穩，平時我稱他“彥穩大爺”。
這是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長者。他發現了我“偷”。書的行為之後，沒有責備我，更沒有“處理”我，而是給我大開方便之門，讓我到那些舊書堆裏挑揀一些我喜愛的書。他還根據我的愛好、我的年齡特點，從一些收來的或者賣書人的手裏，有選擇地為我留了一些書。在那個廢品回收站裏，我陸續地選了一些書，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學夢。
就這樣，那隻紅木箱裝著一整箱書跟隨我到了黃河故道上的鄧樓果園。我把紅木箱子擺放在床頭上，它於是又有了寫字台的功能。我早期的一些習作，就是在紅木箱子上問世的。在枯燥的鄉下生活中，紅木箱裏的書，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不久，我有一隻裝滿書的紅木箱的事，就在知青裏傳開了。於是，大凡愛看書的，都到我那裏借書，一群年輕人久被禁錮的心靈終於找到了另一片天地。所以，這隻紅木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果園知青的“圖書室”，成了這些生活枯燥的青年人的精神家園。有時，我外出了，我同宿舍的朋友就幫我把書借給來借書的。為了不使書丟失，還讓借書者寫張借條。我的紅木箱子裏裝的那些書，大部分是那個年代的禁書，在書店裏絕對買不到。如《紅樓夢》、《紅旗譜》、《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三國演義》、《紅與黑》、《普希金小說詩歌選》……有些書，曾被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讀過。
現在想一想，在那樣一個知識被貶低得一文不值的年代、宣揚“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有這麼多的人還喜愛讀書、還沒有忘記讀書，是一件多麼讓人欣慰的事啊！而這種追求知識的信念，也正是當時中國的希望所在。當第一年恢複高考時，有那麼多的人都考出了好成績，他們必定是在任何困境下都沒有忘記讀書、都在追求知識的人們。這也證明了，任何對知識的扼殺，最終都不會成功，即使是一本書的“星星之火”，也必定會帶來“燎原之勢”。
另一方麵，即使在那樣一個很沉重的年代，背叛也好，出賣也好，甚至是殘害也好，都是少數非理性思維被社會縱容、被某些人利用，而多數中國人的良心並沒有泯滅。自從我的紅木箱成了知青的“圖書室”，從知青到當地領導，都知道我有這麼一個書箱，有那麼多的“禁書”，但是大家就像約好了似的心照不宣，沒有人舉報我，也沒有人批評我，那裏的人們共同默默地守護著這個難得的精神家園。
古詩雲“一草一木總關情”。幾塊木板拚起的紅木箱，一直伴隨我度過了在知青點的日日夜夜，後來又和我一起回到城裏。直到我結婚，有了家，也有了書櫃，而且那些書也可以重見天日，光明正大地上了架，也沒有把那隻紅木箱子扔掉。我愛人是同我在鄧樓果園插隊時認識的，也看過那隻紅木箱子裏的書，知道我對那隻紅木箱的特殊情感，所以也一樣視它為珍寶，常常拂掉它上麵的灰塵。再後來，我調到了北京，家也搬了，紅木箱才送到了父親那裏，而父母親也一直小心地為我保存著，直到現在。
如今，紅木箱已不再油漆光鮮，斑斑駁駁的表麵仿佛在向人訴說著它見證的歲月。但這看似破舊的紅木箱，曾裝著我的文學夢想，裝著我的人生追求，裝著一段不平凡的曆史。
熱情的冬天
在大都市裏生活的時間長了，常常有一種四季難分的感歎。出門乘車，車裏有暖氣；進了辦公室，辦公室有暖氣；下班同到家，家裏有暖氣，時間長了，對冬天的感覺竟逐漸淡漠。有時，真的會生出觸摸一下冬天的想法。
但是，有一個冬天卻常常讓我想起。
我們插隊的鄧樓果園，坐落在黃河故道上。那條故黃河，就在果園的北側。別看那條河老了，但變幻無常，冬天非常幹瘦，到了夏天，卻又十分肥胖。夏天的晚上，我們一些男知青常常相約一起到河裏洗澡。赤裸裸地躺在故道的沙地上，舉頭望著天空的一輪明月，以及明月周圍的浮雲，一些煩惱往往會煙消雲散。
同時間的萬物一樣，果樹也需要水的潤澤。那一年，由於幹旱，果子比上一年欠收。果園領導決定，對故黃河到果園的一條引水渠進行清淤，以打通河道。這是我們下放果園後參加的第一次水利工程，也是惟一的一次水利工程。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裏，知青們依然保持著熾熱的情緒。
說起來，那條引水渠並不長，也不寬，但因為整個果園的地勢呈南高北低，故黃河在北側，因而工程動用的土方多，工程量並不小。清淤工程定在冬季進行。因為冬季果園裏的工作比較清閑，主要是為果樹前枝，所有知青，不管在那個年代隻顧著小車不倒說：“熱氣騰騰的小便灑到地上，馬上就結了一層冰。”
天寒地凍，心，依然是火熱的。
我們都意識到，明天引水渠裏一定會結冰。
“明天可能不要出工了吧？”一位哥們說。
然而，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被上工的吆喝聲催了起來。
到了工地一看，引水渠裏果然結了冰。
到個時候，人人都想表現得好一點。所以，看得出大夥都躍躍欲試。但是，誰也不好意思先下去。因為，那樣有可能會遭來其他人的嫉妒或者埋怨。社會上的人們往往就是這樣，誰都不想充當第一個，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因為第一個“目標”太大，容易遭來人們的非議。自古至今，這樣的事例舉不枚舉。也許因為此，久而久之，國人形成了一種遇事愛觀望或者躲躲閃閃的惡習。
至今，我記得第一個下到河裏的是一個姓丁的大個子女知青。而且，我還能記起她下去前說的一句話：“早幹晚幹都是自己的活，都得自己幹。”這句話很普通，很實在，意思也一清二楚：已經分了工段，你就得幹。今天不幹，明天也得幹。
就她這樣一句看似很普通的話和帶頭下到引水渠裏的行動，把大夥的積極性都調動了起來。大家紛紛下到引水渠裏。工地上很快就熱氣騰騰了。
若幹年後，想起當時的情景，我在心裏反複問自己：為什麼政治口號沒起作用，行政命令沒起作用，而是一個普通的人、一句普通的話超了作用？因為水利工地實行了分段包工責任製，也許就是責任的驅使吧！
打井
所謂黃河故道，顧名思義，就是黃河的舊道，換句話說，也就是黃河過去曾經流過這裏。從一些照片和史料看，在黃河流經這裏的那個年代，川流不息的河水年複一年地滋潤著這片豐饒的沃土。春來，兩岸的碧綠一望無際，從河上吹過的陣陣春風，帶著潮濕的慰問，親吻著生機勃勃的莊稼。新歸的群群春燕，往返於河岸兩邊，時高時低地翩躚飛舞，忙著啄泥築巢，生兒育女；夏至，等待收割的麥田如金黃的海洋波浪起伏，帶起沉甸甸、黃澄澄的麥穗不停地低頭搖晃，仿佛正和著身邊黃河水一路劈山越嶺奔騰東逝的節奏……正是一片“秋水共麥田一色”的富饒景致。直到清朝鹹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河南省蘭考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河道由利津入海，這裏也就成了隻剩下片片荒涼沙地的黃河故道。往日那一片由黃河水帶來的欣欣向榮的生機蕩然無存，一望無際的莊稼變成了無邊無垠的荒沙、荒漠，“秋水共麥田一色”的景致也變成了一片“風乍起浮土蔽日，雨驟至黃沙掩綠”的景象。
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一批戰爭時代出生入死的轉業軍人以及新中國的林業學院畢業的技術人員、建設者們，響應毛主席“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的號召，為了改變黃河故道荒沙千裏的舊麵貌，來到了這裏。他們靠著雙腿奔走於荒灘之土踏勘果園。狂風肆虐、飛沙橫掃，眼睛被吹得紅腫幹澀，雙腿被累得舉步維艱。他們渴了，就喝一口軍用水壺裏的渾水；餓了，就啃一口包裏的硬幹糧。有一次，他們因為勞累，夜裏睡得太沉，狂風把帳篷吹走了，沒有一個人發現。第二天醒來才發現被沙土埋了半個身子。當地一些農民見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既十分感動又一百個不解：在這片連茅草也不長的貧瘠的地方，難道能長出什麼希望？
聽參加過當年建設的老同誌講，在黃河故道上植樹，最困難，也是最急切需要解決的是固沙。為了固沙，使它不會隨著風雨而移動致使果樹被掩埋，他們揮起斧頭做木樁，再掄起鐵錘把柳樁楔進地裏固定沙丘。不少人的手掌起泡，虎口震裂，連吃飯舉筷都非常費勁。經過無數次的實驗、失敗，他們硬是在風沙彌漫，沙壤貧瘠的土地上，營造起了片片防風林，在沙土裏種起了果樹，把昔日的沙灘變成了方圓幾千畝的花果之鄉。從徐州城向東，僅百裏的黃河故道兩岸上，就坐落著幾十家果園。毫不誇張地說，一座座果園是那個時代，那些英雄們用血汗，在黃沙上矗立起的一座座豐碑。
那個年代是英雄輩出的年代，不論後來者對那個年代出現的英雄如何評價，不可否定的是，那些英雄們的事跡的確影響了一代甚至於幾代人，那些英雄們的行為的確推動了我們社會和時代的發展。那個年代還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大凡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不可能沒有過自己崇拜的英雄偶像，都不可能沒有自己追求的目標。實事求是地說，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的確十分艱苦，但艱苦樸素是一種追求，是一種榮譽。最難得的是，人們的精神世界是很充實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同標。戰士們想成為雷鋒、歐陽海，工人們想成為王進喜，農民們想成為陳永貴，青年們想成為邢燕子……
去做英雄們做過的事，成為了人們追尋英雄足跡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是英雄人物的一個動作都會讓人去學習。我們這些知青初到果園的時候，就聽到過建園英雄們的故事。那條由果園入口伸向果林深處的林陰道，就是由建園英雄們在它的兩旁種下了白楊和刺槐，而如今它已經綠樹成陰……我們在果園的時間越久，就越能發現，這片果園的每個地方都留下了先驅者們的足跡，他們戰天鬥地的氣概，他們甘於奉獻青春的無私精神正正應了“白了頭鬢，綠了荒灘”這句話。他們的事跡深深地感染了我們，我們對他們的精神充滿了敬仰。而我們那時的敬仰是真誠的，是發自內心的，也是許多人在日記本裏寫下錚錚誓言的源泉所在。
那時，我們這些知青聽說了果園建設者們的光榮事跡後，都被鼓舞得熱血沸騰，隻希望能夠和他們一樣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開創出祖國建設事業的新天地。不久，一個讓我們充分釋放建設祖國的熱情的機會來了。
果園的水井很深，這與坐落在黃河故道上的地理位置不無關係。我記得剛到果園，我和一知青看園時，在果園西北角的果區裏看到過一口深水井，站在井沿邊向下看，看不到井下的水。我們揀了一塊坷垃頭扔下去，幾十秒後才聽到水的響聲。由於井深，打水時用的井繩很長，而且又必須粗，否則經不起井沿口的石頭磨礪。剛到果園的時候，有的女知青去打水，井繩放下去後，頭直發暈，腿直打哆嗦。故道上水井的水質也不好，尤其是到了夏天，水就渾得像黃湯，從井下打一桶水上來，渾得見不到底。為了第二天早晨能夠有清水洗漱和飲用，我們常常在頭一天晚上打好一盆水，放在桶裏或者盆子裏沉澱。經過一夜的沉澱，到了第二天早晨，隻看見桶底和盆底是厚厚一層黃泥，隻有這樣，上麵的水才能用來洗漱和飲用。果園裏有一個果酒廠。在當時，果酒的銷量很大，旺季每天都向城裏送貨。因而，果酒廠用水量大，而且需要好水質。果酒廠周圍，隻有一口深水井，酒廠要用，我們七八十個知青也要用，用水十分緊張，夏季的時候，幾乎供不應求。白天果酒廠用水量大，井水急劇下降，到了晚上知青們用水時，井繩要加長兩米，還得花井口排隊。實事求是地方便知青和職工生活，二是改善果酒質量。
那時打井全靠人力。果園的領導決定從知青中抽出一些人組成打井隊。被抽到打井隊的知青情緒都很高昂。我記得為了更好地調動，大知青的積極性，果園領導還頗費心思地請來縣電影隊，在果園放了一場《龍江頌》的電影。
那個時候，打井設備十分簡陋，幾乎算不上是什麼設備，隻能稱其為工具而已。當打井設備運到的時候，大家都去觀看，主是一隻鑽頭。打井無疑是靠人力。在那段可以稱得上是“激情瘋狂的歲月”的日子裏，做任何事情都要喊口號。其實，口號也不是從那個時代發明的。隻是到了那個時代，口號的作用被誇大了，不僅是“鼓舞”人的動力，而且是“檢驗”人的試金石。誰的口號喊得最響，誰就最革命。當時喊得最響的口號是“革命”，隻有革命才是最光榮的，判斷事情對錯、評價人品好壞，甚至是平時的任何活動的標準，都是“革命”與否，隻有革命的，才是對的、好的、值得提倡的。就像現在掙錢最光榮一樣，無論你是幹什麼工作，隻要掙錢掙得多，就會覺得高人一頭。而在那時，“革命”是一個最能讓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衝動的口號。因此，在“為革命打井”的號召下，人人都寫決心書，個個爭先恐後地要求加入打井隊，仿佛不加入打井隊，就不夠革命一般。當時我也寫了決心書，加入了打井隊，還為此自豪了很久，覺得自己追趕英雄人物的差距又縮小了一點點。
要打出好井，首先要選好地點，選擇打井的地點其實是很有學問的。俗諺說：“掌心地，找水很有利”。意思就是說，在形狀像人手掌心的三麵或兩麵環山的山區小窪地，地下水會集中流向窪地，所以打井挖水很有利。還有一種說法是：“兩山夾一溝，溝崖有水流”。這種情況是，兩山之間夾一條溝穀，溝穀會對潛水麵形成切割，坡腳就會有泉流出，可以在溝崖下打井取水。所以，一般的情況都是在窪地打井。在黃河故道上打井，選點電很重要，弄不好，鑽頭到了一定的深度，流沙大，可能會半途而廢。果園從縣裏請來的技術人員經過多次勘察，終於選定在果酒廠門前不遠的一片空曠地上打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