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行商又稱“廣東十三行”。１６８４年，康熙廢除禁海令，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允許與外界通商。但當時的清政府並沒有成型的外貿體製，無力接待外來商船。１６８６年，廣東政府招募了１３家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這１３家商行便被稱為“廣東十三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所謂的“十三行”變成了一個統稱，所指的也已經並非是最初的那１３家商行，而是成為了清朝時期在廣東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行的總稱。這些商行多時可達幾十家，少時則隻有四家，“十三行”隻是一個習慣性的稱呼罷了。
１７５７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日，而十三行則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渠道。可以說，“十三行”是當時清王朝的“外貿特區”。對外貿易的壟斷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經營，十三行得以迅速繁榮起來。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大量的茶葉、絲綢、陶瓷等商品從廣州運往世界各地。此後的１００年間，廣東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４０％的關稅收入。十三行逐漸被稱為“天子南庫”，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大富商。
當年“十三行”的繁榮可用“金山珠海，堆滿銀錢”來形容，據地方誌記載，１８２２年，十三行集中的那條街上發生了一場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銀滿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裏地，形成了一條壯觀的由十三行中的銀子彙聚成的河流。這場大火總共價值４０００萬兩白銀的財物，而這些財物隻不過是“十三行”財產當中很小的一部分罷了。由此，我們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十三行”當年是多麼地富有。
在盛極一時的“廣東十三行”中，為首的四大商行最為富有。這四大商行分別是：潘啟官的同文行、盧觀恒的廣利行、伍秉鑒的怡和行、葉上的林義成行。而在這四大商行當中，最傑出的則是伍秉鑒的怡和商行。
怡和商行成立於１７８３年，創辦人是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伍國瑩不僅僅創立了怡和行，而且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同怡和商行一起被他的兒子伍秉鑒繼承了過去，成為了１９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在《亞洲華爾街日報》中對於伍秉鑒是這樣評價的：“出生於１７６９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１８０１年，３２歲的伍秉鑒正式從父親手中接過了怡和行的業務。伍秉鑒是一個遠比他的父親出色得多的商人。自伍秉鑒接手以來，伍家的事業也開始快速崛起，怡和商行的資產開始呈指數增長，很快成了全廣東最大的對外貿易商行，而伍秉鑒本人也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
伍秉鑒是個商業奇才，他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貿易發財致富，在他經營怡和行時，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在東印度公司、英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怡和商行最鼎盛的那段時間，伍家與英商、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高達數百萬兩白銀，任何人都難以想象，如此巨大的營業額竟然是由一個封建社會時代的家族式商鋪所創造的。
在經營方麵，伍秉鑒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係，並依靠超前的經營理念在對外貿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鑒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而且他還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並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當時的海上霸主英國為了便於在東南亞地區進行殖民統治而開設的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便會向伍家借貸，因此，伍秉鑒的怡和商行同時還是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伍秉鑒在經商方麵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也因而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大富翁”。
商德，伍秉鑒贏得中外尊重
伍秉鑒不但經營有方，十分富有，他還是一個慷慨的人。據說曾有一個來自於美國波士頓的商人與伍秉鑒合作經營了一項生意。在這項生意中，伍秉鑒的資產占了大部分，而主要經營者則是那個波士頓商人。有機會與伍秉鑒合作本是那個波士頓商人的榮耀，而且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賺大錢的機會。但是，這個波士頓商人自己不爭氣，他由於經營不善，導致這樁生意最終虧了本，他本人不但因此而破了產，進而還欠了伍秉鑒７．２萬銀元的債務。
破產之後，這個波士頓商人已經是一無所有了，不僅毫無償還這筆欠款的能力，甚至連回美國的船票都買不起了。伍秉鑒知道此事後，並沒有為難他，而是當著這個波士頓商人的麵叫人把借據拿出來，對他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你隻是不走運罷了。”說完，伍秉鑒就把借據撕個粉碎，並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已經結清，對方可以隨時離開廣州回國。在得知這個波士頓商人已經連船票都買不起了之後，伍秉鑒還主動幫他承擔了歸國的路費。從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譽美國，被傳揚了半個世紀之久，以至於當時美國有一艘商船下水時竟以“伍浩官”命名，可實際上，伍秉鑒並沒在這艘船上投過一分錢，是他的商德打動了美國人。
１８３７年，２４歲的美國商人約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國。８年前他前往中國時，還是不名一文的學徒。在中國，福布斯以販賣茶葉為生，還認了一個義父———當時的商界領袖伍秉鑒。這層關係讓他回到美國時口袋裏多了５０萬墨西哥銀元的投資。福布斯利用這筆錢開始了一門新生意——修鐵路，並成為了當時全美最大的建築承包商。與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鑒很願意嚐試新的投資領域，他買有美國的證券，向美國的鐵路建設投資。多方麵的投入為他換來了更多的收益。“天下第一大富翁”伍家除了和美國商人關係密切以外，同英國行號也有著緊密的聯係。但是，在伍秉鑒做成的無數的生意當中，伍秉鑒從來沒做過任何一次失信於人的事，也從沒欺騙過任何一個他的客戶和合作夥伴。誠信，這是伍秉鑒在經商的過程中始終遵循的不變原則。美國商人亨特在自己的自傳寫道：“由於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伍氏怡和行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眾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任何一個曾在這裏居住過較長時間的‘老廣州’，在離開伍家的商館時，無不懷有一種依依不舍的惜別心情。”
隨著怡和商行雖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伍氏商德的源遠流長，“怡和”這個名字甚至成為了許多商人崇拜的對象。１８３２年英國人威廉·賈爾丁和詹姆斯·梅色森借用伍家“怡和行”的老字號，創辦了“怡和洋行”。鴉片戰爭之後，香港成為了英國殖民地，“怡和洋行”的總部便由廣州遷至香港，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英資財團，對香港早期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直到現在，香港人口中還流傳著“未有香港，先有怡和”這句話。時至今日，英資的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維持相當的業務，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香港空運貨站、香港貨櫃碼頭、惠康超市等等，員工總數超過十萬。
伍秉鑒與鴉片戰爭，怡和行的盛極而衰
在西方的商人眼裏，伍秉鑒是一個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國人稱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但與此同時，英國人心中也很清楚，伍秉鑒同時也有著“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這一弱點。
從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務。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謀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然而，伍秉鑒這一念的懦弱卻為伍氏怡和行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１８３９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的前一年，滿清名臣林則徐來到廣州，主持禁煙運動。林則徐一到廣州，就把矛頭指向了“十三行”的商人們，說他們在私底下幫助洋商販賣鴉片，毒害國人。為了息事寧人，伍秉鑒派自己的兒子伍崇曜將外商上繳的１０３７箱鴉片交給林則徐，希望能就此結案。但是，林則徐認定這１０３７箱鴉片是十三行行商與英商串通一氣欺騙官府。３月２３日，林則徐派人鎖拿伍崇曜等人到欽差大臣行轅審訊。林則徐並沒有證據來證明“十三行”和他伍家真的參與了鴉片交易，但是，懦弱得伍秉鑒再次妥協，表示願以家資報效。但是，林則徐卻堅決地下令將伍紹榮革去職銜，逮捕入獄。經過此番折騰，伍秉鑒顏麵盡失，斯文掃地。林則徐此舉實際上是殺雞儆猴，對外表明他禁煙的決心，但倒黴的伍家卻成為了替罪羊，做了禁煙運動的犧牲品。
林則徐在推行禁煙運動時所使用的強硬手段徹底激怒了英國人。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當伍秉鑒聽說英國人派軍隊打過來了的時候，他當時便“被嚇得癱倒在地”，因為，他爭取和平解決鴉片問題的努力徹底失敗了。伍秉鑒清楚地知道，英國發動這場戰爭表麵上是因為林則徐的強硬，但實際上的根源則是因為不滿“十三行”的壟斷貿易，想要在中國打開更多的通商口岸。在這場戰爭當中，一旦英國獲勝，毫無疑問，“十三行”包括他伍家賴以發家的對外貿易壟斷地位將會徹底喪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為這場戰爭貢獻了巨額的財富。戰爭甫一開始，伍秉鑒和十三行的行商們就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他們衷心希望清政府能夠打贏這一仗。但是事與願違，清軍在戰爭當中全線潰敗。１８４１年５月，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亦無心抵抗，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令“十三行”中慣與洋人打交道的商人們前往調停。廣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崇曜與英軍統帥義律展開了談判。最終，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清軍退出廣州城外６０裏，並於一個星期內交出６００萬元賠款；英軍則退至虎門炮台以外。
遺憾的是，這次贖城之舉沒有給伍秉鑒們帶來榮譽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議。從戰爭一開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國人塗上了“漢奸”的陰影。英國人所要求賠償的這６００萬元巨款，清政府勒令“十三行”商人承擔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中，作為“十三行”首領的伍秉鑒所出最多，達到了１１０萬元。但是，不管他們捐獻多少銀兩，卻也終究難以抹去他們“勾結洋人，毒害中國”的惡名。
發家感悟
在古代中國，身為一名商人是悲哀的。因為在中國，素來講究“士農工商”的等級排行，商人就算再有錢，有了錢之後就算再造福鄉裏多做義舉，也會被那些道學先生們扣上唯利是圖的帽子。
不僅如此，中國的封建政府對於商人的盤剝也是極其嚴重的。與伍秉鑒同為“十三行”中的巨商的同文行行商潘正亨曾經說過：“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廣東十三行”雖然盛極一時，但是在清政府的眼裏，這些商人卻是他們取之不盡的財富寶庫。除了需要繳納高額的商稅之外，一旦國家發生災難、戰爭，皇帝和權貴們家裏辦紅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員向上級討好，十三行就必須主動報效或捐贈。僅僅是據官方史冊的資料統計，從１７７３年到１８３５年他們的捐款就達５０８．５萬兩白銀。悲哀的是，雖然商人們一直不斷地將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財富貢獻出去，卻也還是得不到絲毫的尊重，作為中國古代的商人，他們永遠要仰官府的鼻息，在政策的夾縫當中艱難求生。
這就是作為一個古代商人的悲哀。
雷履泰——開創曆史的傳奇晉商
晉商，這是一個中國商業史上不可回避的名詞。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曆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曆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而作為票號的開創人——雷履泰，則在眾多晉商中展現出了精明實幹、誠實守信的氣質。他生於商賈之家，卻不幸遭遇家道中落；他從事顏料行，卻創造了票號行業。甚至，連清王朝也對他感激有加。人們不禁要問，他有何等能耐，可以在風雲變幻的清末打造屬於自己的財富傳奇？若想覓得答案，我們不妨走進雷履泰的傳奇一生。
背景身世
作為晉商代表人物，雷履泰在清朝的商界可謂如雷貫耳。雷履泰是平遙縣細窯村人，祖籍平遙城內。從曾祖父一代，移居細窯村。來到細窯村後，老大雷中以務農為本，老二雷祿以經商為業。相傳雷中到中年時，已騾馬成群，有牲畜７０餘匹。當雷祿經營貿易繁忙時，雷中便安排人馬直接參與運輸貨物，因此雷家日漸富有。雷祿生有七子，其中老七雷金庫為雷履泰的祖父。
隨著幾代人的努力，到了雷履泰出生時，雷家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然而中國有這樣一句俗話：富不過三代。年幼時，雷履泰家境頗豐，誰知他的父親卻突然去世，導致家道陡然落魄，幾代的財富頓時化為烏有。迫不得已，雷履泰隻得放棄讀書，到平遙城內的商號當學徒，學習做買賣。也許是吉人自有天相，也許是從小耳濡目染，這個落魄的“公子哥”，竟在生意場上走出了一條更加寬廣的路。
發家秘史
小掌櫃起步，開創中國“票號”第一人
棄儒從商的雷履泰，正處於清朝嘉慶年間。他到平遙城內的商號當學徒，學習做買賣，先後進過幾個商鋪，積累了不少的商業知識。雷履泰決心要創出一番事業，否則隨著年齡漸長，屬於他的黃金時期就要一點點消失了。
當時的山西平遙縣，有一家名叫“西裕成”的顏料行。這家顏料莊是製作和販運相結合的商號，在達蒲村設有規模不小的作坊，在縣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門外草廠九條和天津、漢口、重慶等城市設有分莊。“西裕成”顏料行的東家名叫李大全，他與雷履泰的相遇，則充滿了傳奇色彩：
嘉慶末年，李大全和一位以算命為生的朋友在平遙城皇廟趕廟會，突然朋友指著一位後生說：“李老爺你若能把這後生收下日後定大發其財。”李大全問為什麼？朋友答：“這後生實是懷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難供這後生開銷，隻有像李老爺你這樣的財東才能供起後生的開銷，李老爺要信得過鄙人，年後定金銀無數。”李大全聽後說：“那我就養活他一年看這後生是什麼奇才。”朋友又說：“李老爺，鄙人有話在先，這後生想去什麼地方、想做什麼你都要答應他。”李大全稍作思考後說：“隻要他不犯王法。”
隨後二人便把後生召喚過來，問後生叫什麼，家住哪裏，想做什麼？得知後生叫雷履泰，家住細窯村，想去京城。李大全見雷履泰頗有學問，為人機敏，心中不免大喜，因此便委任其為漢口分號執事，幾年後又調任北京分號負責。
成為小掌櫃，誌向遠大的雷履泰自然不滿足於此。因此在掌管顏料行期間，他開始格外注意當前的經濟形勢。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各地商幫紛紛崛起。由於晉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終結賬，往老家捎錢多讓鏢局起鏢運現款，不僅運費高，而且風險屢出，常有丟失。於是，有人將銀錢交北京西裕成分號，由大掌櫃寫信給總號，在平遙總號取款。起初不過朋友、親戚，兩相投兌，無彙費和手續費。以後鄉民感覺此法方便保險，皆求撥兌，並願付一定彙費。
雷履泰很講義氣，因此，要求雷掌櫃幫忙劃撥銀子的人越來越多。在互利原則下，雷履泰也開始收取一定的手續費。１８１９年，彙費的收入竟然超過了西裕成當年的顏料經營總收入！老板李大全自然頗為賞識，於是將雷履泰調回平遙總號，委任他為商號大掌櫃，統籌全局。
雷履泰的腳步依舊沒有停下，彙費的收入讓他眼前一亮，認為此乃生財之道，大有發展的必要。雷履泰注意到，這中間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他親筆簽名的那封書信。有了這封信，就可以在北京和平遙兩個地方異地取錢。那麼，這種書信的形式如果規範化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代替中國幾千年來笨重的現金交易的方式呢？
精明的雷履泰按捺住心中的激動，開始進行詳細的調查。公元１８２３年，雷履泰總結了唐代“飛錢”以及商業彙兌經驗，研究了賬局、錢莊、典當各金融業的利弊，集采眾長，與東家李大全商妥，投資白銀３０萬兩，創辦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及存款、放款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日升昌票號。
說起雷履泰為何把商號取名為“日升昌”，這裏還有一個典故。相傳，有一天傍晚，雷履泰吃過晚飯在鋪號內溜了一圈，回到房內靠著鋪蓋卷就躺下了，忽然見鋪麵斜對門的木器廠內著了大火，他急忙趕到木器廠前，原來竟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院，正在雷掌櫃目不暇接之時，忽見東方朝霞裏兩輪紅日噴薄而出，那金輝與宅院相映，異常壯麗。雷履泰一覺醒來，才知道做了一個夢，夢中意向分明是一個飛黃騰達的吉兆，這些情境，立刻在他的腦海裏彙聚成這樣幾個字——日升昌（二日並升光照大地的情景）。
日升昌票號建立後，雷履泰的激情被進一步激發，在經營、管理上大下苦功，生意很快越做越大。日升昌做的是彙兌買賣，就是把銀子交到它的櫃上，拿上一張由商號開出的彙票，到別的地方的日升昌分號就可以憑票再把銀子取出來。因此，當時人們把經營這種業務的商號叫票號。
由於雷履泰信用可靠，因此，很多晉商都願意與他合作。作為商界能手，諳熟生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鏢局起運銀錢亦有諸多不便，於是深入調查晉商所經營藥材、茶葉、夏布、綢緞、雜貨等進銷地點，親派精明、誠實、可靠的夥友，先後於漢口、天津、濟南、西安、開封、成都、重慶、長沙、廈門、廣州、桂林、南昌、蘇州、揚州、上海、鎮江、奉天、南京等地設票號分莊。
隨著自己的名氣越來越大，日升昌票號的生意版圖也進一步擴張，就連外省、沿海一帶米幫、絲幫亦通過“日升昌”彙兌款項。雷履泰走出的這一步，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展現出了晉商精明的商業頭腦，更為自己的進一步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誠信經營，雷履泰展現頂級商人品質
由於雷履泰管理得當，因此日升昌票號的生意越做越火，在其經營的黃金時期年彙兌總額高達３８００萬兩白銀，可謂“日利千金”，其經營網點遍布除東北、西北以外的整個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一紙風行”。
其實，自從日升昌票號建立之後，建立票號之風已經在全國迅速蔓延，大大小小不下數十家，為何日升昌能夠長久不衰呢？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日升昌票號“以誠信為核心”的商業精神。各票號對雇員中怠慢、欺詐客戶而影響業務經營的言行從不姑息，輕則批評訓誡，重則減薪辭退。久而久之，日升昌票號也形成了這樣一種說法：“誠則通人性，誠則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長期交往。在經商活動中長久地堅持誠信為本，勝過無數次欺詐性廣告。”
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可以說就是由雷履泰提出的。山西人崇尚信義，主張義利相通，先義後利，以義製利，敬奉同鄉關羽，將其尊為財神，因為他重義氣。身為山西人的雷履泰，自然恪守這一理念，以關公的“義”來團結同仁、號召同仁，以關公的“信”來取信於社會，取信於雇主。這份義結同心、以義製利，成了雷履泰從晉商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不僅是對於客戶，即使管理票號內部，雷履泰也格外重視，在選拔人才時十分謹慎，其首要的條件就是人品好。首先，財東全麵考察經理人選，一旦選定就絕對信任，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幫賬人員的選拔上，他的要求也十分苛刻，一要人品好，二要腦筋靈，三要寫字好，四要出手快。就連票號招收練習生也有嚴格規定，不但要有保人，還要查祖輩，試其品性。
有這樣一個典故，更能表現出雷履泰對於誠信的看重：光緒年間某日，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婦人來到日升昌，她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片交到小夥計手中。小夥計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張同治七年（公元１８６８年）的麵值１２０００兩的彙票。他不敢做任何表示，趕忙拿上彙票去找櫃頭。櫃頭看看彙票，再看看老婦人，也不知道該作何處理，隻好安頓老人先等一等，自己徑直向大掌櫃張興幫請示。張興幫接過彙票仔細端詳，認定這是３０年前從張家口分號開出的彙票，不論款式、用印、紙質都沒有問題，甚至字跡也是曾經見到過的，看來票據不會有假。後來經過詢問得知，這個老太太年輕時，丈夫在張家口做皮貨生意，賺錢後辦成彙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幾十年後老太太摸著丈夫唯一的遺物夾襖，無意中摸到這張彙票。張興幫在查驗無誤後，立即將本息全額兌付。通過這件事，日升昌聲名大振，業務愈加紅火。這個故事，說明了雷履泰在管理日升昌的過程中，將誠信牢牢植入了票號“骨髓”，從而一舉奠定了自己的頂級晉商的地位。
果斷決策，清廷盡知“日升昌”
清朝末年，盡管中國商業蓬勃發展，但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中，商人還是需要“夾著尾巴做人”，要學會察言觀色，懂得與官場打交道。公元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城中大亂，北京城中許多王宮貴族、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於倉皇出逃，這些人連家中的金銀細軟都來不及收拾，他們隨身攜帶的隻有日升昌票號的幾張存折。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去兌換銀兩。
這個時候，日升昌票號也不好過，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搶劫一空，連賬簿也被八國聯軍給燒了。沒有賬簿，雷履泰就沒有辦法知道什麼人在票號裏存過銀子，更沒有辦法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
麵對這種情形，雷履泰本來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訴說自己的委屈，向其說明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做不僅合情合理，還可以避免自己的損失。但是，雷履泰沒有這麼做。他以大無畏的精神來麵對這場變故，隻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有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所有人都知道，雷履泰的做法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一旦有人在票號中做手腳，混入兌現的風潮中，後果將不堪設想，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因此，很多人也勸說雷履泰不要如此衝動。但是，雷履泰並沒有就此而妥協，毅然將票號兌現。他麵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感歎，他不考慮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雷履泰清楚地看到，來日升昌票號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也是無奈之舉，為國難所致。當災難過去後，他們又會重新活躍在京城。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從長遠看，票號雖冒一定的風險，但有可能在將來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而機會要靠現在去把握。
雷履泰的這次選擇，可謂是一次博弈，讓很多人擔心日升昌未來的發展。不過，日後的事實證明，雷履泰的判斷是準確的。當慈禧帶著逃亡的貴族回到北京之後，當日升昌票號在北京的分號再次開業時，不僅普通百姓將積蓄放心地存入票號，就連朝廷也將大筆的宮銀交給票號彙兌、收存，日升昌票號開始掌管國資的流動，可見其生意之興隆。
有了皇室的青睞，日升昌自然名氣大漲。雖然當時的票號繼起者甚多，但沒有一家敢與之匹敵，唯有日升昌始終居於領軍地位。時間一長，日升昌票號也得到了“天下第一號”、“彙通天下”之稱。由於雷履泰在號中日夜操勞，功績顯赫，同仁在祝其七十大壽時特贈金字牌匾一塊，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讚美他的才華與業績實為“晚清晉商第一人”
發家感悟
縱觀中國古代商人，有雷履泰一般成就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像他一般開創一個行業、建立一套行業體係的商人卻少之又少。日升昌票號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製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等製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的源頭，大都起自雷履泰。當然，雷履泰也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依賴於晉商在做生意中日積月累形成的製度體係和常規習慣。
當然，晚晴時期的雷履泰自然不會想到這些。他能夠成為一代富豪，關鍵就在於“誠信待客，信譽為本”，視誠信為生命的理念。“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這是雷履泰一生的經營理念，充分表現出了“以義製利”的觀點。經商之人，不能貪一時之利而目光短淺，不能在利益麵前丟失了為商、為人的根本。由此可見，“義”實際上是獲利的一種方式，而且是經商的天道。
雷履泰的發家之路，深刻闡明了晉商為何能享譽四海的關鍵所在。梁啟超也曾說：“晉商篤守信用。”晉商“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重廉恥而不失體麵”，以崇信尚義為準則時刻約束自身，將嚴守信譽的商業美德代代相傳。他們“絕不賺昧心錢”，以做信義取利的誠賈廉商為榮。他們受一事諾一言，把信義和取利結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譽相傳，形成了其穩固的商業地位。雷履泰的發家之路，對於如今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創業之法，他的管理模式，成為了中國商業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