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總要求己為是。當初那些腐儒說什麼“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夫為妻綱”這些胡說，我們女子要是有誌氣的，就應當號召同誌與他反對，陳後主興了這纏足的例子，我們要是有羞恥的，就應當興師問罪；即不然，難道他捆著我的腿？我不會不纏的嗎？男子怕我們有知識、有學問、爬上他們的頭，不準我們求學，我們難道不會和他分辯，就應了嗎？這總是我們女子自己放棄責任，樣樣事體一見男子做了，自己就樂得偷懶，圖安樂。男子說我沒用，我就沒用；說我不行，隻要保著眼前舒服，就做奴隸也不問了。自己又看看無功受祿，恐怕行不長久，一聽見男子喜歡腳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纏了，使男人看見喜歡，庶可以借此吃白飯。至於不叫我們讀書、習字，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麼不讚成呢？諸位想想，天下有享現成福的嗎？自然是有學問、有見識、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權利，我們做他的奴隸了。既做了他的奴隸，怎麼不受壓製呢？自作自受，又怎麼怨得人呢？這些事情，提起來，我也覺得難過，諸位想想總是個中人，亦不必用我細說。
但是從此以後，我還望我們姐妹們，把從前事情一概擱開，把以後事情盡力作去，譬如從前死了，現在又轉世為人了。老的呢，不要說“老而無用”，遇見丈夫好的要開學堂，不要阻他；兒子好的，要出洋留學，不要阻他。中年做媳婦的，總不要拖著丈夫的腿，要他氣短誌頹，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兒子，就要送他進學堂，女兒也是如此，千萬不要替她纏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夠進學堂更好；就不進學堂，在家裏也要常看書、習字。有錢做官的呢，就要勸丈夫開學堂、興工廠，做那些與百姓有益的事情。無錢的呢，就要幫著丈夫苦作，不要偷懶吃閑飯。這就是我的望頭了。諸位曉得國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們還想靠他嗎？我們自己要不振作，到國亡的時候，那就遲了。諸位！諸位！須不可以打斷我的念頭才好呢！
經典解讀
這篇《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演說的發表，距今已經１００多年了，雖略有文言痕跡，但整個讀來，生動曉暢，親切感人。秋瑾為人豪俠，性格豪邁，事業豪壯，詩文豪放，而這篇演說卻婉約多情，如姐妹一群，聚集一室，家常裏短，苦口婆心。她憤怒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摧殘，批判了“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傳統觀念，主張婦女同胞要振作，有誌氣，學文化，善謀生，以為自立之基礎，鼓勵婦女同胞齊奮起，與封建禮教抗爭。演說通篇所談皆為身邊常見之事，娓娓道來，猶如知心姐妹嘮家常，從而把婦女解放的大道理蘊涵於日常生活之中，顯得十分通俗易懂；且語言質樸無華，給人以親近感。
名句賞析
“這總是我們女子自己放棄責任，樣樣事體一見男子做了，自己就樂得偷懶，圖安樂。男子說我沒用，我就沒用；說我不行，隻要保著眼前舒服，就做奴隸也不問了。自己又看看無功受祿，恐怕行不長久，一聽見男子喜歡腳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纏了，使男人看見喜歡，庶可以借此吃白飯。至於不叫我們讀書、習字，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麼不讚成呢？諸位想想，天下有享現成福的嗎？自然是有學問、有見識、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權利，我們做他的奴隸了。既做了他的奴隸，怎麼不受壓製呢？自作自受，又怎麼怨得人呢？這些事情，提起來，我也覺得難過，諸位想想總是個中人，亦不必用我細說。”
為什麼女性被男性壓製了幾千年？為什麼曆史上僅有的幾個巾幗英雄要麼像花木蘭一樣女扮男裝，要麼像梁紅玉一樣作為丈夫的陪襯？“鑒湖女俠”秋瑾一語道破天機：“這總是我們女子自己放棄責任，樣樣事體一見男子做了，自己就樂得偷懶，圖安樂。”
或許很少有女性能夠想到這一點吧，而且就算有人想到了，也根本不敢像這樣大膽地說出來。而這，正是這篇演講的偉大之處，也正是秋瑾作為一個啟蒙者的過人之處。
民族之魂魯迅：我之節烈觀
背景資料
魯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中國近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１９０２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創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２０世紀中國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精神是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篇演講辭收錄在魯迅的雜文集《墳》當中。魯迅一生致力於拯救中華民族。但是同為革命家，魯迅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不一樣，孫中山等人救的是國，魯迅救的是民；孫中山等人救贖的對象是政治，魯迅救贖的對象是靈魂。因此，魯迅發表這篇演講，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中國的女性從節烈的枷鎖中擺脫出來，更是在抨擊那些已經根植於國民腦海中的腐朽落後的思想，拯救國民的靈魂。
講話實錄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曆來的歎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歎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禦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裏，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歎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歎，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隻是旁觀，隻是賞玩，隻是歎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地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劃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裏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２０世紀了；人類眼裏，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裏，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裏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做“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複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裏，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隻要丈夫死了，她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汙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汙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她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她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搏。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隻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恩主張的人，隻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肢五官神經內髒，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並無成語，所以隻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隻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抄舊賬；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裏麵，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隻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擱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隻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她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隻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隻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誌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隻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現了許多矛盾。若略帶２０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幹；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做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隻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隻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合，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隻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汙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隻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隻配有他的意思。一麵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麵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隻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做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曆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厲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隻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隻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隻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作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隻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麵，何以也不主張真理，隻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絕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誌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也隻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麵，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嗎？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她。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曆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地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嗎？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她。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隻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旌表，還要寫入誌書。所以各府各縣誌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誌書裏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嗎？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她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不過她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誌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嗎？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讚她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嗎？可以答她說：還有哀悼的價值。她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曆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經典解讀
如果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話，那麼魯迅先生絕對當得上“國人靈魂的救贖者”這個稱號。這篇演講就是魯迅為拯救國民的領會所作的一次努力。這篇演講辭深刻闡明了魯迅先生的節烈觀，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其文語言凝練、觀點鮮明、內容深刻，讓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出自魯迅先生之手，是典型的帶有魯迅式演講風格的演講辭。
魯迅是一個幽默的人，在幽默中帶著尖刻和犀利。魯迅最擅長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批駁那些他認為是錯誤的觀點。這篇演講辭就是這樣。為了批駁“表彰節烈”的錯誤思潮，魯迅幹脆就把這個思潮擺出來，放在那，然後再用其中所使用的邏輯來提出問題，而這些問題則無一例外地證明著“表彰節烈”的荒謬。這就是魯迅。假使當時有一個他口中所謂的“業儒”站在他的麵前，也一定會被這些犀利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
名句賞析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這是魯迅對整個中華民族所發起的號召，這是魯迅發表這次演說的目的，這同樣也是魯迅先生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是他畢生的心願。
民族之魂魯迅：娜拉走後怎樣
背景資料
《娜拉走後怎樣》是魯迅先生於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上的一篇演講稿。後來收入他的雜文集《墳》。１９１９年，易卜生的戲劇《娜拉》（也譯《玩偶之家》，即魯迅說的《傀儡家庭》），經胡適和羅家倫翻譯，在《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知道，個性主義和婦女解放，都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重要主題，《娜拉》這出劇，由於包含了個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雙重主題，因而在五四時期大受歡迎，一經發表（後來被搬上舞台），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離家出走的娜拉，幾乎成為五四青年崇拜的偶像，對於他們反抗專製家庭、追求個性解放，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當時的文學作品，“出走”成為時髦的主題；而那時，也的確有不少青年學生，為了爭取上學、戀愛、婚姻的自主權，也像娜拉一樣，作出種種與家庭不妥協的“出走”的選擇。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敏銳地撲捉到了“娜拉走後怎樣”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然後幾乎是冷酷地向著在場的女學生們指出：娜拉最後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講話實錄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即易卜生）是１９世紀後半的瑙威（即挪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麵，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Ｅｉｎ Ｐｕｐｐｅｎｈｅｉｍ，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Ｐｕｐｐｅ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隻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Ｄｉｅ Ｆｒａｕ ｖｏｍ Ｍｅｅｒ，《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麵。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作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作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嗎？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作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誌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作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隻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