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風雲政壇的客商及客商子弟
一、客商的仕宦情結：客家文化的表現與 開埠精神的延續
仕宦情結是客商的一個典型特點，是不同於其他商幫的明顯的價值和思維情感取向。“晉商”、“徽商”等傳統商幫都有官商勾結的架構，但同客商的性質不一樣。其他商幫與官府的關係多少有迫不得已，是相互利用而已。傳統中國是一個“蔑商”的國家，商入的經營活動不僅得不到政治、法律的保護，在社會文化層麵，也得不到支持，“無商不奸”，所謂：“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當時，商人要生存發展，必須有官場的保護。中國的財神形象很能說明這一點。財神，在我國不同地方不同行業的造型不同，形象來源和傳說也不一樣，有說是玄壇真君，有說是趙公元帥，也有的說是土地神，還有的說是布袋和尚、端木賜（子貢）、範蠡、關羽、韓信等等，但不管是誰，是文是武，財神總穿的是官服。這一點必須肯定：財神是官，拜財神實際上是在拜官！這種體製和文化背景就形成商幫和官場之間非常隱秘而微妙的關係。由於傳統商幫的地域及經營內容不一樣，同官場的關係在本質上也是各異的：“晉商”早期主要是軍需供應（糧食、木材、馬匹等），後期是金融業，因此在行為上“拜”官，但在骨子裏是“傲”官的；“徽商”生意以兩淮鹽業、絲綢、大米、茶葉等主要內容，直接同官場打交道，所以似乎很“媚”官，但價值取向是崇儒“蔑”官的……這些傳統商幫的領袖人物，即使做官，也是做個樣子，本質是商人，一般不會棄商從政的。比如“徽商”的代表人物聲名顯赫的胡雪岩，有布政使銜、穿黃馬褂、戴二品紅頂戴，但官樣是為其生意服務的。胡雪岩一直是將自己定位為商人而非官員的。客商不～樣，有深厚的仕宦情結，經商發跡後，大都政商結合，而且“商”是為“政”服務的，有的甚至棄商從政。
客商的仕宦情結可以從兩個方麵解析：一是文化因素，仕宦情結是客家文化的體現；二是特殊背景，海外客商的從政，可以說是其開埠精神的延續。
從文化因素講，客商的仕宦情結有以下幾個方麵的根源：首先，客家先民的祖先是中原縉紳貴胄。客家人崇先敬祖，就是因為祖先的功業，功業的核心體現是仕宦台閣、功績顯赫。衣冠南遷後，客家人建的宗祠、祖屋，上麵的堂號大多是家族的郡望，堂聯是仕宦功業的藝術表達。所謂郡望，就是祖先發跡顯赫的地方，也就是祖先仕宦揚名的地方。比如黃姓的“江夏堂”、李姓的“隴西堂”、徐姓的“東海堂”等等。有的直接以祖先的官位作為堂號屋名，比如“大夫第”、“司馬第”、“太傅堂”、“京卿第”等等。這種生存與生活環境的教育，潛移默化，形成客家人對於仕宦的崇高感。“戊戌六君子”的劉光第就是典型案例。寧窮而苦讀，也不去經商發財。劉光第的太高祖於康熙年間，由福建武平縣的湘坑湖遷居四川富順縣，幾代人都生活在艱難的景況中。尤其是其祖父“獨工其窮，晚年殘酷”“隆冬猶衣敗絮，寒不可支”，“饑則斷萊菔葉蘸於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飯”。…後來，依靠伯父、父親經營小雜貨鋪，家境才稍有好轉。然而好景不長，伯父及父親先後過早去世，家道再次中落。未成年的光第及其弟妹，依靠寡母撫養，日子過得實在艱難。“食常不買生菜，兩三月一肉，不過數兩。中廚炭不續，則弟妹拾鄰舍木店殘權剩屑以炊……每用三錢買豆花，舉家盼朝夕食以為常”。即使艱難至此，其母仍謹守丈夫生前的叮囑：“人生何必多財，但得有勤讀書兒，則乃是活寶矣！”於是，更加著力督促光第兄弟讀書上進。據光第日後回憶說：（母親）“識字不多，而最喜兒子讀書”，“光第14歲，從管先生讀書裏中，先妣命必歸宿，嚐夜分瞑坐榻上以待。管先生功課嚴，光第三更歸來，雞初鳴，必起溫書，先妣嚐按時呼之，無一誤……是時家乃愈窘，先妣至賣屋而買書焉。”當是時，親朋戚友中有人出於同情勸其母：“不如讓光第去習賈。”其母不以為然，說：“劉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門當否塞，是兒頗不惡，不讀書發名，其何承先誌哉？兒父在日命之矣！”其母真是客家婦女的典範，真正體現了“勒緊褲腰帶，也要把子女繳出身”的客家民風。
客商經商，基本上是因為不能參加當時的科舉，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做官，經商發跡後，盡量通過捐贈進入仕途，實現傳承的人生發達理念。
其次，客家文化秉承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種延續。儒家文化既是一種宗法文化，也是一種仕宦文化。儒家文化講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禮記·大學》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即：要使美德彰明於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要整頓好家的人，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後自我修養完善；自我修養完善了，然後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整頓好了，然後國家安定繁榮；國家安定繁榮了，然後天下平定。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儒者的最高理想。《孟子》雲：“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從根本上看，儒家講的，無論是“王道”還是“霸道”、“聖”還是“王”、君子之道還是天人合一，都是領導人的，具體地說，就是做官的學問。然而實際上，科舉的道路是一種高成本、強競爭、有風險的人生選擇，於是又出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積極而達觀的態度相互結合補充，成為幾千年中主導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客商開始經商時，是“窮則獨善其身”，發跡後，財力和社會影響的支撐，就有了“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仕宦是一種必然的文化慣性選擇。
再次，科舉時代，客居地文化教育很發達。以“客都”梅州為例，宋代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載，南宋紹興年間，“閩人方漸知梅州，嚐謂‘梅人無植產，持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自宋時始，梅州參加科舉人數常領先於全國，至清代更達到鼎盛。“文風極盛”，是清雍正朝將程鄉縣升為嘉應州的理由之一。清乾嘉年間，嘉應州每年參加秀才考試的就有1萬多人，讀書人占總人口的1/3，在全國首屈一指，這裏還多次出現“五科連解”（廣東鄉試接連五科第一名均為嘉應州人）、“一科五進士”、“父子四進士”、“三代三翰院”等盛況。清代狀元吳洪督學廣東時，盛讚梅州“人文為嶺南冠”。據統計，清朝近300年間，嘉應州程鄉縣（梅縣）共考取舉人621名，內有解元15人，進士89名，數倍於其他各州。清乾隆《嘉應州誌》雲：“上喜讀書，多舌耕，雖窮困至老，不肯輟業，近年應童子試者萬餘人……”而就清納於嘉應州的大埔文風則更盛，宋進士4人，明進士6人，舉人33人，清翰林15人，進士42人，舉人257人。當時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目的並不是治學，而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為仕宦從政打基礎做準備。徽州文風亦盛，出了許多學者，但梅州地區基本上是官員，真正的學者極少。如客居地流行的一首兒歌《一張台》：“四四方方一張台，年年讀書涯（我）也來。你讀三年唔識字，涯讀三年進秀才。”“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樣的地域傳統與文化，當然形成客商深厚的仕宦情結。相當於梅州，南宋以降，徽州文風昌盛，人文薈萃，號稱“東南鄒魯”、“禮義之邦”。據清康熙《徽州府誌》記載，當時徽州共有社學562所，另有縣塾5所。明清時期書院也更加興盛，6縣明代創建書院45所，清代創建19所。與書院名異實同的還有精舍、書屋、會所、庵、堂、學會等。但其時的徽州文入學者是以書院為基地，聚眾講學研討，學術風氣熾盛，賢才輩出，產生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南宋的朱熹、明清時期的江永、戴震、俞正燮、淩廷堪等，在中國學術界占據較高的位置。自朱熹以後，徽州文化在全國領取風騷約有800年之久。也許，徽州科舉人仕的人數遠不如梅州，但徽州文化內涵豐富，在各個層麵、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獨特的流派和風格，如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徽劇、徽派建築、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等等。而且，明清時期，徽州已形成獨特的文化產業，徽墨、宣紙、歙硯、徽筆、雕版印刷等聞名全國。“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戲劇家湯顯祖這首詩，說明當時徽州文化事業的發達。因此，雖然徽商“左儒右賈”，但沒有客商那樣深厚的仕宦情結。這是地域文化的影響。
從時代背景看，海外客商的從政，可以說是其先輩開埠精神的延續。因為早期以及近代南洋客商生活的時代，東南亞各國以至於南太平洋地區尚處於開發期：近現代西方工業革命的衝擊、社會文化的建設、人民素質的提高、地區與國家的治理等等，在這些方麵，當時的客商以深厚的文化素養、寬闊的視野、和平發展的態度團結甚至於領導當地人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到現代社會以後，社會發展的主題同以前不一樣，不再是墾荒教育，而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發展與平衡問題。政治與貿易關係的處理已經成為社會管理的最高層麵內容，這時，客商及其子弟登上政治舞台，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他們當年開埠精神的延續。
二、客商及客商子弟的從政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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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客商多是創業商。因為客家人獨特的人文情懷——崇文重教，經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在客家人傳統意識裏，讀書出仕才是正途。因此，客商們成功以後，大多或從政或做鄉紳，子女多讀書治學或從政，較少形成專業的商業家族。比如郭沫若家族，最初是“跟馬幫”，到後來“開馬幫、辦驛站”，再到後來的“鑿鹽井”，最後定居樂山沙灣鎮，“亦商亦農”。到郭沫若的曾祖父，郭家已是殷實的富商之家。郭沫若說：“我們的家產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積累起來的。”但到郭沫若的祖父輩上，沙灣郭家棄商重教，考科舉，走向仕途。同治八年，郭沫若的大伯父郭朝瀚就考中秀才，成為沙灣郭家第一位獲取功名者。此後，郭沫若的堂伯父郭朝佐更是走出國門，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成為同盟會初創時的會員。日後，曾任孫中山秘書、四川統捐局長等職，成為沙灣郭家第一位身居高位者。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雖然讀書不多，未獲取功名，但他卻十分重視子孫教育。他常以“子孫勿得廢讀”；“於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為家訓。[6]他花大本錢在自家後院開設私塾“綏山館”，聘請當地名師來家熟教授子侄。後來，他把自家全部兒子都送到外地求學。因此，在父母的督促教誨下，郭沫若這一代英才輩出。郭沫若的大哥郭開文是清末秀才，留學日本，歸國後，欽賜為“法科舉人”，長期在司法部任職。郭沫若的二哥郭開佐是清宋留學日本的武備生。郭沫若的堂兄郭聯升，年僅12歲就考中秀才，被人譽為“神童”。而郭沫著如果按照家長的意願，應該是考功名做官，而他後來成為革命家、飲譽中外的一代文化學術大師，則是時代變遷之功。
韓素音的祖先也是如此。當他們在郫縣站穩腳跟後，便謀求在成都發展，開起了“廣興行”商行，主要經營煙草生意，走上發家道路。周氏發家後，便重視對子孫的教育，希望他們棄商從政。人川周氏從第4代開始，便科舉顯名。第4代“有名東森者，善書法，舊時新繁龍藏寺有其碑刻數通”。韓素音的曾祖周道鴻、叔曾祖父周道洽，兄弟倆均名噪一時，同為尊經書院高材生，同被四川學政譚宗浚所賞識。譚宗浚《尊經十七少年歌》中所表彰的十七位高材生中，他們兄弟就占了兩席。日後，周道鴻擔任錦江書院監院，周道洽擔任南充教諭，均有所建樹。到了韓素音的父輩，更是英才輩出。其伯父周熾，品學兼優，以撥貢遊學日本，可惜英年早逝。其三叔周焯，早年畢業於四川武備學堂，後選送至保定軍官學堂深造。但其一生不沾軍界的邊，而服務於金融界，成為金融家。曾任四川銀行和美豐銀行的董事長。其四叔周澧，早年畢業於北京高師，畢生後在成都辦學，成績卓著，受到時人稱讚。其父周煒，排行第三，早年留學比利時，學成歸國後，成為我國現代著名的路礦工程專家。生前曾任建工部設計院總工程師。而韓素音同輩的兄弟姐妹中，也不乏人才。其堂弟周光炯，留美博士，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航空工程專家；另_堂弟周光第，留英博士，中國科學院力學所研究員，物理專家；又一堂弟周光墉，電信工程專家，曾任四川郵電管理局總工程師。堂姐周嗣平，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而韓素音本人則成為國際知名作家。
目前，東南亞最有名的幾大客商家族：泰國的伍氏（伍淼源）家族和謝氏（謝樞泗）家族、印尼的梁氏（梁密庵）家族、馬來西亞的戴氏（戴欣然）家族、鄭氏（鄭景貴）家族等等，都不是單純的商業家族，而是政商合一或政商學結合。尤其是從政，是客商及其子弟發展的重要選擇。要麼是自己直接從政，是謂“仕商結合”。比如張弼士於1893年被清廷委為首任駐檳城副領事，翌年升任新加坡總領事，後一直在仕途積極發展，做到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戴頭品頂戴，後又任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及南洋宣慰使、約法會議員、參議院參政、華僑聯合會名譽會長等儼然就是一個正規的高級官員！當時南洋各地的客商領袖基本上是要麼在殖民地擔任官員，擔任“甲必丹”有好多；要麼回國捐資，在清政府擔任官員，比如駐檳城的清政府領事基本上是當時的客商領袖：首任張弼士、第二任領事張煜南（榕軒）第三任領事謝春生（榮光、夢池）、第四任領事梁碧如（廷光、廣輝）(1857-1911)以及第五任領事戴欣然（春榮、喜雲）（1849-1919）。他們是從1893年到1911年的18年間的清廷駐檳城領事，清朝被推翻後，新誕生的中華民國也延續了領事製度。首任領事戴淑原即是清朝最後一任領事戴欣然的次公子，他從1912年擔任正領事（或副領事或代領事）到1930年。期間其兄戴芷汀曾一度任代領事(1920-1922)。還有後來的李萊生等等。要麼是讓子女從政，最典型的是美國客商廖竹賓家族、鍾木賢家族等等，子女基本．卜全部從政，不再經商。很多客商家族在第二代就已經演變為政治家族，像朱梅麟家族、許玉寰（科拉鬆·阿基諾的曾祖父）家族、李光耀家族等等。
現代海外客商及其子弟，基本上已加入僑居國的國籍，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華裔，他們走向政壇，不僅展現了客商傑出的政治組織才能，而且也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魅力，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一道璀璨的光彩。他們有的成為所在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有的是地區領導人或政府內閣成員、國會議員、大法官，他們不僅為所在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傑出貢獻，而且也在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合作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縱觀他們的經曆和成功之路，總體上有這麼幾個特點：
（一）係統地接受過中西方教育，有良好的人文素養。尤其是早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造就他們深厚的從政素質，加上歐洲的學曆教育，使他們在所居國的政治精英地位更加突出。由於遊曆廣泛，他們大都通曉多國語言。語言是溝通的載體，擅長溝通和表達對從政者尤為重要。比如，毛裏求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廣東方言是華僑華人的通用語言，英語是官方語言，法語也普遍使用，克利奧語則是島民最常用的口語。從政者隻有懂得多種語言才能與各民族人民進行溝通，取得各族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在競選中勝出。良好的教育素質和文化素養，使從政的客商及子弟在外交方麵表現出卓越的才能。
（二）由於出身商人家，他們都有較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深厚的人脈資源。這對他們在海外政府“議會內閣製”，議員憑“簡單多數製”選舉產生的政體’F走上從政道路有一定的幫助。
（三）他們大都有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們大都明確表示：中國是他們的祖國。有的多次回鄉祭袒或省親；有的盡力促進中國和所在國的友誼與合作交流；有的大力支持中國的國際活動，盡力維護祖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