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學對於浪漫主義的看重和接納，並不是少數作家的個人行為，而是社會轉型的必然選擇。"創造社"成員鄭伯奇就曾說過："我們的時代，是苦悶的時代，是激動的時代，是抗爭的時代，是呐喊的時代。"啟蒙主義、反叛傳統、個性解放等浪漫主義運動的精神實質，完全迎合了時代變革的實際需求，其強勁的人文意識一旦與思想解放運動相結合，便會對現實生活產生最為直接且極具衝擊力的巨大影響。魯迅小說的思想內涵，要比郭沫若詩歌的思想內涵要深刻得多，但其對當時躁動不安的社會的正麵效應卻是滯後性的（人們對於魯迅作品的全麵認識有一個過程，隨著時間距離的拉開，人們的認識也愈發深刻，其社會價值和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導向性作用也逐漸顯示出來），遠不如郭沫若的詩歌來得快捷，來得猛烈（宗白華、艾青、臧克家等眾多後起的作家在談到他們所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時，首先提及且印象最深的都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因為說到底，"五四"新文學乃至新文化運動，畢竟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現代青年總有些好異、反抗、易厭、情熱、瘋狂，及其他的種種特征"，但他們思想敏捷富有激情，容易接受新事物，敢於反抗傳統。當由青年作家群體率先亮出革命的大旗時，他們首先所需要的還不是對傳統文明的理性反思（他們在當時不可能像魯迅那樣成熟而思想深刻），而是需要尋找突破口，盡情發泄長期遭到壓製束縛的個性意識和不滿情緒。於是郭沫若的《女神》與鬱達夫的感傷浪漫主義小說，便從兩個不同的側麵，反映了青年人的主觀願望，代表了那個時代發自靈魂深處的聲音。
作為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最傑出代表人物，應該說郭沫若是一個時代的寵兒。他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義詩人氣質，與他所接受的柯勒律治、華茲華斯、雪萊、拜倫、歌德、海涅、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融合在一起，從而使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了的爆發力。他崇尚"文學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窮促時叫出來的一種精神"，這在他的詩歌創作中，直接演化為強烈的反叛情緒。他崇尚自我，認為"一切的自然隻是神的表現，自我也隻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的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這又使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處於自我擴張和自我張揚的顛狂狀態。像《天狗》、《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等諸多詩篇，詩人以鋪天蓋地、震撼山河的氣勢與極為誇張的自我形象，以對傳統的全麵反叛和對偶像的徹底破壞，直接反映了"五四"時代的積極進取精神，以及已經覺醒了的青年一代的思想狀況。與此同時，郭沫若的詩歌在藝術創新領域中也成為新文學運動領域的一個典範。他完全打破了傳統詩歌的審美觀念，不拘形式，讓情感自然流動，並運用一切外在的具體事物來表達內在的抽象的東西，開創了中國詩歌的新時代。所以郭沫若詩歌是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麵對傳統的反叛，不僅傳播了現代人文意識的信息，而且也建立了新的美學規範。這是郭沫若在當時備受社會關注的主要原因。與郭沫若詩歌的外在的放縱有所不同，鬱達夫的感傷浪漫主義小說則更注重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細心關照。他主張文學創作應"注意於描寫內心的紛爭苦悶，而不將全力傾瀉在外部事變的記述上"。他同郭沫若一樣，都讚同盧梭提出的"返回自然"的口號，認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發現，使名利減淡，使人格淨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叫"返回天真"。鬱達夫在具體的實踐創作中，完美地貫徹了他所倡導的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他的小說如《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空虛》等都是抒發現代青年情感壓抑的苦悶的詩，是他們"受了傷的靈魂的叫喊"。而作品中主人公那種近乎頹廢心態的絕望反抗，那種盡情的自我發泄、自我摧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四"時代的某種極端主義情緒。值得注意的是，鬱達夫總是將其作品中的人物置放於大自然的各種環境中，從而使其發泄的過程又轉化為靈魂的淨化與人格的重塑過程，最終達到否定"自我"，創造"新我"的目的。這是鬱達夫感傷浪漫主義小說符合時代特征、具有積極意義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