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年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運動 第二節百年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複雜形態
無論從何種角度去分析，"五四"新文學的浪漫主義運動，都不是一場成熟或真正意義上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由於發動者思想幼稚、心態浮躁，它並沒有持續多久，便出現了個性激情主義向集體理性主義、個人啟蒙意識向政治理想主義轉化的征兆。而這種轉化的過程，恰恰又是以倡導浪漫主義為己任的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等"創造社"成員，用"五四"的反抗精神對"五四"精神的再度反叛首先發難的。1925年以後，郭沫若等人突然中止了個性主義的思想追求和非功利主義的藝術信仰，公開聲稱："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與同樣富有浪漫主義激情的"太陽社"成員一道，發動了以無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為核心內容的"革命文學"運動，從而使"五四"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逐漸脫離了它原有的基本內涵。浪漫主義的個性解放思想被集體主義理性意識所替代，但浪漫主義的激進情緒卻與預設的政治理念相結合，造就了控製中國文壇幾十年的革命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模式，並最終發展成為理想主義的英雄神話。
中國現代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之所以會同政治意識形態結盟，從非功利主義走向功利主義，表麵上看好像是一種偶然，實際上卻是一種必然。首先，郭沫若和"創造社"的成員，在其發動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時，潛意識裏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治國安邦的功利主義思想。他們視自己是變革社會的急先鋒，是"時代的良心"以及"良心的戰士"，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滿腔熱情去喚醒麻木愚昧的民眾，可是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於是便對自己的人文主義啟蒙理想產生了懷疑。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退潮，他們像"一隻帶了箭的雁鵝"（《星空·獻詩》），發狠地詛咒著生的痛苦和"空漠的、冷酷的世界"（《星空·苦味之杯》）。他們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新的精神支撐點，來重新點燃他們即將熄滅的狂熱激情。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萌生，正好以全新的麵貌和時代先鋒的特征，迎合了他們的苦悶心態，並再度激發起他們的英雄主義人格精神。這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自覺政治意識形態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浪漫主義文學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均是以對舊的觀念、事物以及社會製度的徹底反叛為起點，以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為歸宿，由此而形成了內在精神上的溝通。當浪漫主義作家的個性啟蒙主義主張失敗以後，他們的視角必然會回到現實批判的領域，自覺地加入到階級意識群體啟蒙的行列，成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文學代言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對自己原有信念的背叛，而仍認為這是對原有信念的合理延伸。其理由是"中國傳統的封建的意德沃羅基老早就衰亡了，布爾喬亞又沒有力量，不能以它的意德沃羅基支配全社會，這時新興的普羅列塔利亞，自然挾著銳氣，主張自己的文學"。這樣一來，浪漫主義作家按照無產階級唯物史觀的邏輯，心安理得且輕鬆自然地為自己向集體理性主義的轉化找到了理論依據，並再次充當了時代反叛英雄的角色。最後，浪漫主義作家與無產階級革命者，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理想主義的殉情者。他們都是以其年輕的生命朝氣和飽滿熾熱的思想激情，去描繪未來社會宏偉光明的理想藍圖。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對未來理想世界的主觀設想，是個性充分解放、人格絕對自由、人間充滿博愛精神的文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沒有壓迫、民主自由、高度繁榮的共產主義社會。兩者理念與目標追求的相似性，無疑決定了他們之間的相互選擇和相互融合。梁實秋最早注意到了這種傾向，他指出："共產黨的活動是否可以挽救中國大眾的苦痛，姑且不論，不過這種運動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識分子及青年"，激發他們理想主義的想象力，"是不容諱的事實"。從百年中國文學運動的發展軌跡來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曾一度接受了現實主義的批判功能（這主要體現在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學對現實製度的批判與暴露上），但主要還是接受了浪漫主義的理想主義精神和樂觀抒情的藝術表現形式。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浪漫主義運動促進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生與發展，並成為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