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論"是"反映論"文學觀最基本的內容，同時也是它最重要的審美尺度。20世紀的中國作家，在文學應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這一問題的認識方麵，基本達成了一致的共識：文學應是客觀真實的人生寫照，文學也惟有以求真寫實為目的，才會具有社會存在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但是，在"真實"的具體著眼點--也就是社會生活所應涵括的範圍上，則因時代的不同而產生了一定的認識上的差異。"五四"前後，受西方近代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的影響，"真實"是作為一種文藝美學的範疇，被理解為是對社會生活層麵的全景掃描；作家隻要客觀而忠實地去反映現實人生，他所表現的內容自然也都是"真實"的。所以胡適最早用"實寫"等於"真"（《文學改良芻議》）的公式，奠定了新文學真實觀的基本內涵。由於現實生活中到處都充滿著黑暗和壓迫，所以寫出人生的"血與淚"（鄭振鐸語），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語），從而使文學成為"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沈雁冰語）；這種創作理念，實際上是新文學作家對於生活"真實"的一種群體審美認識，它原本並不十分強調作家的思想意識和世界觀方麵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以後，左翼文學批評家對於"真實觀"的原有內涵，則重新加以界說。他們從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出發，將生活的本質和時代的本質做了嚴格的區分，認為時代的本質是生活的本質的最高表現，因而使文學的"真實"性逐漸脫離了藝術審美的範疇，並與作家的政治立場發生了直接的關係。從瞿秋白、周揚到胡風、毛澤東，他們都自覺地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認為"真實"是文學本質性的東西；"真實"雖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卻不是一種普遍的存在。翟秋白認為："藝術是一種特別的上層建築，一種特別的意識形態，它反映實質而且影響實質；意識是實質'鏡子裏的形象'，實質不受意識的'組織'，而是在'組織'意識，然而意識並不是消極的，它的確會影響到實質方麵去，階級是在改變看世界而認識世界。"瞿秋白這裏所說的"實質"，並不是指社會現實的原生狀態，而是指它的政治本質或階級本質。在一個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都十分激烈的革命時代，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必須是進步作家以其鮮明的態度，"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沒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或政治態度的文學作品，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真實"性可言。周揚還專門就此問題撰寫了《文學的真實性》一文，他在全麵論述了"現實和認識，客體和主體"的辯證統一關係之後，又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認識高度，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與作家的黨性原則聯係起來，強化了無產階級黨性原則對"真實"性的絕對製約作用。他認為作家對"代表阻礙曆史發展屬於過去的力量"與"代表推動曆史前進的擁有未來的力量"所持的不同態度，是衡量其作品"真實"性的惟一正確標準。胡風雖然對此說得比較委婉一些，但他在闡釋"真實"性應該是生活的豐富多樣化的同時，又特別指出：文學的"真實"性必然帶有作家一定的主觀性和意識的前瞻性，它"能夠說出生活裏的進步的趨勢，能夠說出在萬花繚亂的生活裏麵看到或感覺到的貫穿著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脈絡者，才是有真實性的作品。所以，文藝並不是生活底複寫，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東西須得是作家從生活裏提煉出來和作家的主觀起了化合作用以後的結果"。實際上，他的見解仍未能突破意識形態論的思維框架。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實論"完全被納入到了思想意識形態的範疇，成為了一種階級觀念的代名詞或象征，頻繁出現在他所表述文學見解的話語當中。毛澤東認為：政治信仰決定文學的"真實"性，這是一個不爭的曆史事實，"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完全一致。"毛澤東十分坦率地承認，"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無產階級絕不承認文學的真實性是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如果"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的文學"真實觀"，以其通俗易懂的生活邏輯和功利主義的實用性質，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將"真實"淡出了文學的審美領域，使其完完全全成為了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這種認識論其本身存在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因為它自始至終都在形而下討論文學的外延，根本未涉及到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審美對象所應具有的基本內涵；但隨著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在全中國的徹底勝利，毛澤東的文學"真實觀"也如同他所有的政治革命理論主張一樣，變成了是經過社會革命實踐檢驗過的客觀真理，神聖不可動搖。在建國以後的具體文學實踐中，"真實"一直都被視為作家政治思想觀念正確與否的意識準則，被視為現行政治體製權力意誌的集中體現。雖然從50年代起就有人開始對此提出過理論上的質疑，但文學界內一次又一次政治大批判式的思想清算運動，始終是將純粹學術性的理論探討，誇張性地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認識高度去加以理解，從而完全扼殺了中國現代文學審美意識的自我張揚。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真實論"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要比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反映論"的影響，更為具體化和更有文學實踐的實用意義。它不僅是對"反映論"本質的高度抽象，而且也是建國後製定文學行動綱領的決策依據。既使是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人們對於文學"真實觀"的理解雖已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但是由於種種主客觀方麵的原因，"真實論"的政治意識形態化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中國作家的文學思維活動，使他們無法真正回到文學的本體立場上去思考問題。這也是目前學術界正在全麵反省和深刻思考的一個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