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文學作家思想轉型的曆史必然性 第三節碰撞中的交流對話：“革命文學“口號之爭的重新詮釋
在"五四"新文學作家思想整體轉向的過程中，發生於1928年的那場"革命文學"口號之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曆史事件。"革命文學"的倡導者與"五四"文學精英通過一場大規模的思想碰撞交流，徹底摧毀了新文學作家的個人主義思想信仰，並順利實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價值觀念的全麵轉型。
談到"革命文學"口號之爭，我個人有些與眾不同的看法。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那段最為艱難的時間裏，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的一些成員，他們率先高舉起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醒目大旗，並以革命時代急先鋒的身份亮相於中國現代文壇。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青春期的情感躁動結合浪漫主義的政治理想，使他們強調文學創作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直接作用於社會革命的政治功利目的。反抗叛逆的時代情緒借助於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又使他們表現出了比"五四"新文學更為強烈的反傳統傾向。他們將除郭沫若以外的所有"五四"新文學作家，全都視為是曆史變革時期的思想落伍者，並以譏笑和嘲諷的狂妄語言，對"五四"人文精神作了虛無主義的全盤否定。總而言之，他們就是要以一種脫胎換骨的激進形式，憑借自己徹底清除現代文壇沉悶氣氛的主觀意誌，去刻意營造一個狂飆突進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文學時代。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們當時的思想行為不免有些幼稚和莽撞，但卻正是由於這些年輕人幼稚與莽撞的大膽舉動，才為已經陷入了困境的"五四"新文學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至於為什麼他們會同魯迅等新文學主將發生激烈的思想衝突，我認為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意氣用事"或"門戶之見"的個人成見問題，而是一個對於現代文明意識見解完全不同的認識角度問題。"五四"新文學作家主張以純粹"客觀"的人生寫實態度，去真實地描寫主體人性的思想情感，進而通過對個體事例的藝術再現，去生動地反映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而"革命文學"口號的倡導者則強調說，任何所謂的"客觀"性，其實都隻不過是一種創作主體主觀意誌的集中表現，所以他們主張以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政治革命理想，去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反映勞苦大眾的革命要求，並通過對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的藝術寫意性，去揭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美好前景。我們不妨先去聽聽"革命文學"口號的倡導者本人對於這場論爭的原始表述：
中國社會革命的潮流已經到了極高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無處不表現著新舊的衝突。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是如此的現象，因之在表現社會的文學上，也不得不起了分化。一般先進的分子及一切被壓迫的階級，因為要走向自由的路上去，不得不起來反抗舊的勢力，因之我們很顯然地看出革命與反革命的爭鬥。同時，在我們的文壇上，一般激進的文學青年，為著要執行文學對於時代的任務，為著要轉變文學的方向，所以也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學的要求，而向表現舊社會生活的作家加以攻擊。這一種現象，在表麵上觀之，似乎隻是文壇上的論爭，似乎隻是新舊作家的個人問題，其實這種現象自有其很深刻的社會的背景，若拋開社會的背景於不問，而空談什麼革命文學，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從"創造社"與"太陽社"成員的所有理論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們提出"革命文學"口號的主觀意圖，就是要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信仰，去統一中國現代文壇上的思想混亂局麵；以革命理想主義的藝術追求，去規範作家文學創作中的無政府主義個體行為。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革命文學"口號的倡導者對於"五四"新文學自由渙散的精神狀態大表不滿。他們指出："五四"新文學作為"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所狂熱追求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一切種種資產階級性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完全是落後時代的精神產物。而作為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言人，新文學作家"他們曆史的任務，不外一個憂愁的小醜"。他們的創作無一例外都因其思想意識的灰暗性，而根本"沒有現代的意味"。比如他們稱葉聖陶"是一個靜觀人生的作家，他隻描寫個人（--當然是很寂寞的有教養的一個知識階級）和守舊的封建社會，他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的'隔膜'。他是中華民國的最典型的厭世作家，他的筆尖隻塗抹灰色的'幻滅的悲哀'"。而"魯迅這位老先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的小說創作，"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話"。他們甚至還把魯迅的文學創作統統視為是小資產階級灰色人生觀的消極產物，並強調說它隻具有作為舊社會挽歌的存在意義，而無法給人指出理想和希望。"魯迅所以陷入這樣的狀態之中，我們可以說完全是所謂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結果隻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結果隻有徘徊，所謂自由思想在這個世界上隻是一個騙人的名詞，魯迅便是被騙的一個"。無論人們如何去評價這段曆史公案，但有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那就是這場論戰的客觀效果，無疑加快了魯迅等"五四"文學精英思想"左"轉的時間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