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講話》與解放區文學的思想規範運動 第二節《講話》對解放區作家的思想規範
通過對王實味等人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徹底批判，使解放區作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使命意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廣大解放區作家明確地接受了工農大眾是現代中國社會革命主體力量的客觀事實，並從思想上解決了一個世界觀根本轉變的立場問題。
毛澤東和所有的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家都一致要求廣大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從事具體的文學創作過程中，應該以虛心學習的姿態深入到農民中間去，去尋找和發現他們身上所具有的豐厚革命偉力以及他們對於革命的無私奉獻精神。這種"深入"的主要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的工作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徹底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問題。用聶榮臻要求部隊文藝工作者的話來說，"現在我們還是無'家'可歸，正在尋找自己的'家'的時候。'家'就是我們發展的前途。"縱覽解放區有關文藝問題的主要理論文獻，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種感覺印象：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家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出發，他們將凝聚傳統文化的"群體意識"視為是首要任務（實際革命鬥爭的現實需要），而將剔除其非理性的消極因素視為是次要任務（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逐步加以解決），因而他們對於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創作做了這樣的規定：從正麵承認和高揚傳統文化"群體意識"的合理性，從側麵輔以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要求廣大的文藝工作者運用"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文藝形式，去進行全新觀念的文學創作和階級鬥爭的思想啟蒙，極力凸顯其與現代革命的統一性和現實存在的社會意義，這無疑是對民間形式自身所具有的維係傳統文化價值功能作用的人為忽略。所以解放區文學創作在一派樂觀主義的氣氛中，將過去舊時代民眾群體對於"明君"意識的非理性思想"盲從"性，表現為新時代民眾群體對於一種政治信仰的自覺而理性的思想"智從"性，極大地模糊了傳統文化的非理性"群體意識"與現代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理念的內在本質差別。我們沒有理由去指責解放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化的整體發展趨勢，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正是由於這種趨勢的主導作用，中國現代文學開始終結了它自"五四"以來所形成的新文學的個性啟蒙使命，並以一種新型的理想主義信念來實現它與傳統文化觀念的曆史對接。走入解放區文學的藝術世界，"五四"新文學的那種強烈的理性批判意識和啟蒙主義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已被重塑傳統精神文明的巨大現實熱情所取代；"五四"新文學崇尚悲劇精神和客觀寫實的創作態度，也轉變為對理想主義信念和主觀性因素的強烈追求。趙樹理的小說以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率先重新闡釋了我們古老民族"群體意識"的現實意義。在他的筆下，群體的思維向量雖然積澱了大量的非理性曆史積弊（比如二諸葛和三仙姑思想的愚昧落後性），但更多的時候還是表現為其改造社會推動曆史的巨大思想動能（比如小二黑和小芹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叛逆精神）。丁玲與周立波則以革命的政治理性意識，辯證地揭示了"群體意識"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的兩麵性，並以積極因素最終戰勝消極因素而充分展示了其融人到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理念的曆史必然過程（《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和《暴風驟雨》這兩部史詩性的作品，其故事的核心內容就是描寫傳統的農民群體是如何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而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以及孫犁的"白洋澱係列"，更是完全將傳統文化的"群體意識"直接演繹為現代社會的無產階級革命信念，他們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被賦予了徹底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並在絕對信仰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前提下，成為了中國現代革命的曆史主人。
追求或注重人的外在生存權利而忽略人的內在精神需求，從而使解放區文學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對於人性重新認識的思想轉化過程。根據《講話》精神的具體要求，解放區作家以機械教條的"共性"理論原則，將身心全部都投入到了對於人的現實生活狀態的強烈關注上。他們幾乎都把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為豐富的情感因素統統視為是人的物質需求的派生品，並營造了解放區文學用政治話語直接去詮釋社會生活的藝術審美特征。首先，個體人性的精神內涵已不再是普遍和抽象的情感世界，而是社會不同階級群體具體與實在的生活內容。如力群的《野姑娘的故事》、梁彥的《磨麥女》、孔厥的《鳳仙花》、趙樹裏的《小二黑結婚》等，就是以新式農村婦女的思想解放為題材，並通過描寫她們曆經種種磨難最終獲得人生自由的故事情節，較為集中地反映了解放區作家階級論人性觀的思想立場。這些作品以形象圖解的直觀方式，盡量從社會生活的外在表現特征去充分展示個體命運與群體命運之間的必然聯係。由於他們把故事中的人物已主觀設定為是社會意義上的"人"，那麼就必然會讓他們隻能約束在階級集團利益的框架內，去探討個性價值實現的現實可能性。這與"五四"新文學雖然也把"人"視為是社會意義上的"人"，但卻注重從人性形成的文化背景出發，去深入發掘人性失落曆史原因的創作意圖明顯有所不同。其次，個體價值的確認不是以人的個性原則為尺度，而是以人的共性原則為準繩，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已不再是作家對於個人精神世界的自由抒寫，而是變成了他們表現人類思想通感的藝術象征。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菡子的《糾紛》、趙樹裏的《李有才板話》、馬烽的《村仇》等，應該說他們的作品都是以人物的個體話語來傳達這一人物所隸屬的社會集團的階級話語，同時又以階級政治集團的價值理念激活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從而形成了政治理念直接作用於讀者感官的藝術審美規範。李季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在這一方麵就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從這個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想象力的愛情故事中不難發現，王貴與李香香的悲歡離合，完全被排除了人物自身內在的情感性格因素，他們的幸福與否完全是取決於外在的社會性因素。"愛"不再被理解為是一種抽象的、純粹的個人理念．而是被附加了具體的、實際的階級內容。我們完全理解李季在特定時代的主觀創作意圖，他就是要將愛情的個例推演成愛情的必然，把"愛"的精神追求轉化為"愛"的政治理念，從而實現消解個性情感話語豐富的內涵功能，最終使其喪失獨立存在的實際意義。個人情感的主觀化與多樣性向客觀化與單一性的審美轉變，無疑是對"五四"新文學為"愛"而"愛"，並極力突現"愛"的人格魅力或精神境界的創作主題的一種徹底否定。最後，情感世界的精神屬性完全受製於政治集團的階級屬性，人物內心複雜的精神活動也被做了庸俗社會學的幼稚理解，人不再是作為獨立意識的精神主體而存在，而是作為被動思考的社會動物而存在。所謂文學創作，實際上就是一種對於人的心理場的藝術表現。解放區文學作品在人物心理場的藝術表現方麵，由於作家對人性理解的過於簡單化，從而使他們創作的文學作品在藝術上都顯得十分膚淺。例如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這部曾經轟動一時的紅色經典，作者在描寫趙玉林由消極到積極的思想轉變時，就明顯將其複雜細微的精神世界的和心理過程人為地簡約化了。我們幾乎無法從趙玉林身上看到正常人那種生理或心理變化上的一般"私語"常態，更感覺不到文化傳統對其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內在影響和曆史厚重感。他之所以會在一夜之間發生思想上的根本轉變，是因為作者用先人為主的政治觀念對其思想所作的一種假定性的邏輯推理：農民作為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社會群體的成員，他們的內心世界裏充滿著要求平等生存權利的巨大精神動能，而這種精神動能也因他們自身的階級屬性，，必然會使他們思維活動的本身呈現出無產階級"共性"意識的本質特征。所以，他們精神世界中客觀存在著的不可取代的心靈通感，必將以其數量的絕對優勢而理所當然地代表著全人類最普遍的人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