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講話》與解放區文學的思想規範運動 第三節《講話》與現代文學觀念的認識統一
我們充分注意到，解放區作家對於《講話》精神的認同決不是一種個體行為，而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共識。他們創作實踐所表現出來的鮮明政治色彩，無疑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學審美價值觀念的徹底變革。
解放區作家思想意識的政治理想化，首先體現為他們解構社會生活方式的獨特性。解放區文學的創作取材，從表麵上來看，與"五四"以來人道主義文學創作的取材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比如關注現實生活的焦點、同情弱小者的不幸、反映被壓迫者的不滿情緒等等。然而"五四"新文學的著眼點是通過描寫現實生活中個體人物的人性弱點，以揭示他們悲劇命運的內在心理動因，其主要目的還是從藝術文化學的角度出發去進行人性的寫真（象魯迅、葉聖陶、謝冰心、王統照、王魯彥等人的小說，其立意均在於此。尤其是魯迅的小說，幾乎都將主人公的現實困境歸結為是他們自身人性弱點的必然結果，進而闡釋了這種人性弱點的文化成因）。解放區文學的創作著眼點同樣是表現現實生活當中的"人"，但將抽象的"人"分別歸屬於不同階級利益的社會集團，它的真正目的是從藝術政治學的角度出發，去反映人性悲劇的外在社會因素。在小說方麵如力群的《野姑娘的故事》、梁彥的《磨麥女》、黃既的《老實人》、柳林的《轉變》、孔厥的《農民會長》、趙樹裏的《小二黑結婚》、丁玲的《夜》、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在詩歌方麵如田間的《趕車傳》、阮章競的《漳河水》、艾青的《雪裏鑽》、張誌民的《王九訴苦》、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在戲劇方麵如馬健翎的《血淚仇》、賀敬之的《白毛女》、付鐸的《王秀鸞》、阮章競的《赤葉河》、戰鬥劇社的《劉胡蘭》、火線劇社的《把眼光放遠一點》等，都是這一藝術政治學思維模式的共同產物。在這些政治色彩和時代背景十分鮮明的各類作品中，一切矛盾衝突的情節構成均被賦予了階級鬥爭的全新內涵，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者的生活悲劇均被理解為是舊社會物質利益分配不公的必然結果，一切隸屬於現代工業化文明的精神產品均被判定為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腐朽思想。與此同時，社會民眾特別是農民群體的思想情感以及他們的生存要求，作為普遍人性最基本的政治要義，也成為了解放區作家傾心關注的惟一對象。當然，如何能使這種最普遍的人性得以根本的實現，解放區作家以強烈的政治自信在他們的作品裏做了如此的表述：無產階級先鋒隊作為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全權代表，他們所從事的革命事業就是解放人類最普遍人性的偉大事業。因此，人民大眾隻有積極加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當中，個人的人性才能伴隨著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群體解放而得到真正解放。綜觀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在階級鬥爭和集體主義政治理性原則的規範下，少數人精神生活的理想遭到了徹底地批判和揚棄，而農民群體的現實物質生活作為人性最基本的內涵要義則被充分加以展現。一部《白毛女》之所以會產生強烈的社會轟動效應，關鍵就在於它以一個被剝奪了現實生存權利的窮人的淒慘故事，生動揭示了人的生存權利對於人的精神權利的全麵覆蓋，故而贏得了那些為了獲取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而仍在苦苦掙紮的普通社會民眾最廣泛的價值認同。解放區的廣大作家也正是在全力表現人的物質生存欲望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將藝術審美的獨立品性轉向了政治功利的實用目的。
全麵審視解放區文學的作品文本，可以給人們靈魂造成巨大的震撼，作家群體以整齊劃一的敘事模式，真實地再現了中國傳統文人意識趨同的文化心理。無論是哪個文化層次的解放區文學作家，他們都在《講話》精神的影響下達成了基本一致的思想共識：努力消解"五四"和"左聯"時期的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傾心創造工農兵群眾尤其是農民革命者的嶄新形象，這是通達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必經之路。比如說解放區土生土長的通俗作家趙樹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等作品，是以農民的視角深刻揭示了中國農民身上所蘊涵著的深厚革命偉力和巨大革命熱情，而曾為左翼知識分子精英作家的丁玲和周立波，他們創作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與《暴風驟雨》，同樣也是以農民的視角生動反映了中國農民階級意識的空前覺醒和政治覺悟的空前高漲。這是一個思想觀念高度自覺的文學時代，在幾乎所有被公認是解放區文學經典的敘事模式中，農民群體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主體力量，他們思想精神上所表現出的絕對自由狀態，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過的。小二黑與小芹可以衝破一切傳統的陳規陋習去自由戀愛，盡管他們也會受到種種挫折和磨難，但因為有了農民無產者強大的群體力量作為堅強的後盾，他們絕不會再重蹈涓生和子君愛情悲劇的曆史覆轍；鐵鎖、牛大水、王加扶、高生亮、張裕民、趙玉林等農民雖然長期受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影響，但是他們一旦從沉睡中覺醒而獲得了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就會成為主宰自己曆史命運的主人，而絕不會再象阿Q那樣成為任人宰割的欺辱對象。解放區作家以民間藝術的話語表述方式，樸實而平和地告訴了廣大社會讀者這樣一個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貧窮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可怕的敵人，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源泉；農民也不是愚昧落後文化的代名詞，而是中國無產階級最本質的身份特征。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主人公趙玉林，就是這樣一個用中國農民無產者的政治概念塑造出來的典型藝術形象。趙玉林是個被舊社會壓榨得"光著腚"生活、被人稱為"趙光腚"的貧苦農民，他一年到頭拚命勞動，卻使全家三口人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作者並沒有一味地去追憶他悲慘苦難的生活往事，而是集中表現他因貧窮而獲得了最徹底的革命精神。因為貧窮，他對黨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在土改風暴中始終都走在別人的前麵；因為貧窮，他大公無私心胸坦蕩關心他人，在分配被沒收地主的財產時總是處處考慮到他人的困難；同樣也是因為貧窮，他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在危難關頭敢於挺身而出自我犧牲。趙玉林無疑是解放區文學畫廊中最具藝術感染力的一個農民革命英雄形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都是人們學習敬仰的光輝榜樣，自然也不會有人去懷疑周立波對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然而周立波和他同時代的解放區作家卻並沒有意識到，在他們極其幼稚的藝術思維當中，把作為封建文化載體的農民與先進的無產階級概念簡單地等同，把農民大眾的本能反抗與無產階級的崇高理想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哲學的一種嚴重誤讀行為。它對於建國以後的文學創作實踐，產生了極其不良的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