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七年“文學的藝術追求與經驗教訓 第二節政治理性取代個體人性的藝術表現模式
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第二個藝術表現特征，是政治理性對於個體人性的全麵取代。
新中國"十七年"的文學創作，無論是革命曆史題材還是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作品，幾乎是用完全相同的革命理想主義敘事方式，邏輯嚴謹地揭示了階級論及人性觀的兩個不同的曆史跨越階段：革命曆史題材的作品以空前規模的史詩性質，營造了現代中國人政治生存權利的來之不易，它所告誡人們的是對於未來一定要保持一種堅定的政治信念。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作品則以超越現實的前瞻性政治眼光，反映了豐富的物質生活是對現代中國人人性發展的根本保障，籍此來激發人們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的忘我熱情。將社會群體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理想作為新中國文學所要表現的人性本義，無論我們出於何種動機去加以評說，它的時代局限性應該說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們也必須正視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曆史事實，新中國文學從階級鬥爭學說的角度出發，過分強調人的政治精神理念而淡化人的現實物質生存需求，用人性的抽象表現形式去代替人性的實際生活內涵，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嚴重地影響到了新中國作家對於人性複雜及多樣性的深刻理解，並使"十七年"的文學創作呈現出了枯燥乏味的單調局麵。首先，在政治革命利益高於其他一切利益的前提下，人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動物，他必須放棄個人狹隘的情感私欲，無條件地將自己納入到現實革命鬥爭生活中的政治理性範疇。正如朱定在其小說《關連長》中，通過關連長之口所說的那樣：
"我喜歡這樣的革命家庭（指他所帶的連隊--引者注），在這裏沒有什麼個人的存在，一個連隊就好像合成了一條生命。"應該說這也是當時新中國作家共同的思想認識。像梁斌的《紅旗譜》、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曲波的《林海雪原》、楊益言與羅廣斌的《紅岩》等作品，是通過革命曆史題材來表現個性對於階級性的皈依；而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陳登科的《風雷》、李準的《李雙雙小傳》、浩然的《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則是通過現實農村的社會變革來反映群體對於個體的勝利。當我們再度去回首這些昨日輝煌的紅色文學經典時，我們所能夠得到的全部啟示，就是個體人性對於階級共性的逐漸認同過程，以及人由自為的存在是如何並且為什麼轉向了社會的存在。其次，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同時也是作為一種情感動物，他們的情感屬性被人為地理解成是受製於人的社會屬性，從而使新中國文學對人物情感世界的刻畫描寫，呈現出明顯的政治格式化傾向。僅以愛情描寫為例，新中國文學的基本表現模式是：不同階級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愛情，剝削階級的女性對於工農幹部的"愛"不是人性要義上的"愛"，而是腐蝕和拉攏（如《風雷》、《上海的早晨》的等）；不同階級不同政治信仰之間即使偶然間產生了愛情的火花，也不可能持久而永恒，最終必然會分道揚鑣各奔政治前途（如《青春之歌》等）；同時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伴侶，他們的愛情也絕不像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樣充滿著灰色的纏綿情調，他們的愛情同樣要經曆尖銳的思想鬥爭，並在徹底統一了對革命的共同認識之後，才能趨於完美的精神境界（如《李雙雙小傳》、《我們播種愛情》、《秋娥》、《我們夫妻之間》等）。這些作品以絕對崇高的思想品性，極力強化現實生活中男女情愛的政治意義。愛情故事的個人情感內容，也被作家剔除出了文學創作的表現領域之外。再者，人的內在情感與人的政治信仰被混淆為一體，而人的政治信仰又幾乎成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全部象征。從某種角度來說，新中國文學並不是在表現一個全新的社會時代，而是在創造一種虛幻的理想神話。革命英雄主義以其傳奇般的政治色彩，全然代表了人類最完美的人性意識，他們在作家那充滿著浪漫主義想象力的筆下，以神奇的魅力、超人的智慧、堅定的信仰和高尚的人格，成為現實生活中普通凡人學習效法的榜樣。像楊子榮從容不追大義凜然深入虎穴臨危不懼，江姐、許雲峰等麵對敵人的嚴刑拷打胸無雜念浩然之氣視死如歸，他們不是沒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然而作者卻將這些人性的基本因素．完全融化到了他們所追求的政治信念之中，從而為廣大讀者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脫離了現實生活的、隻能憑借主觀想象力去感受或仰望的虛擬形象。比如胡石言的小說《柳堡的故事》，在處理革命戰士李進與鄉村女孩二妹子之間的情感糾葛時，便完全把政治信仰直接帶入到了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裏，並以一種沉重的政治使命感，重新詮釋了現代革命者個人的愛情價值觀。李進真誠地愛著二妹子，但是自己身上又肩負著解放全中國的神聖政治使命。當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愛情與階級群體的政治利益發生衝突時，作者明顯是讓主人公放棄了個人私己的情感小事，而服從於現實革命鬥爭的政治大局，最終營造了一個集體與個人都獲得了圓滿結局的意義昭示。閱讀"十七年"的文學作品，還有一個現象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作家在其創作實踐過程中，他們描寫入的內在情感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在解決情感矛盾方麵卻頗令人感到詫異--當革命者個人的情感與政治信仰（尤其是在描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中）發生嚴重衝突時，個人的情感因素自然要服從於現實政治的客觀要求。可是矛盾衝突一旦達到了無法解決的地步，他們便不惜以犧牲革命者的個體生命為代價，來尋求故事情節與政治信仰之間的平衡（像路翎的《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作品都是如此），這在新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種極為獨特、同時又是使用最為廣泛的愛情悲劇模式。讀者對於這些革命愛情悲劇故事，雖然不免有些遺憾和感歎，但卻得到了思想上的升華。人性在政治中閃光，這是新中國"十七年"文學創作的一種獨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