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七年“文學的藝術追求與經驗教訓 第四節單調審美的終結與學術理性的反思
從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加以分析，新中國文學是一個相對穩定但又非常缺乏藝術想象力的曆史時期。伴隨著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在大陸範圍內的徹底勝利，中國現代作家的主觀戰鬥精神逐漸脫離了原有的社會生活基礎，並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絕對政治情緒化的歧途。綜觀新中國"十七年"的文學創作，我們很難對其做出純粹審美意義上的客觀評價。因為政治家的個人主觀意誌完全取代了作家本人的自由創作意識，時代高揚的階級鬥爭政治話語完全消解了藝術創造的主體個性原則，整個中國文壇以一種思想、一種模式和一種色調，機械而單調地抒發著同一種聲音，那就是在極"左"意識形態的強勁約束下，作家們所發出的"生命不熄戰鬥不止"、"繼續革命不停步"的狂熱政治呐喊。
那麼新中國"十七年"的文學創作，究竟為後人留下了一種什麼樣的經驗與教訓呢？恐怕主要是"虛構曆史"與"虛構現實"這兩個方麵。首先，從"虛構曆史"的角度來說，廣大作家自覺自願地去承擔"虛構性"地創造革命英雄史詩的時代重任，而完全拋棄了藝術家本應承擔的責任與良心，這是造成新中國"十七年"文學政治意義大於其審美意義的根本原因。比如梁斌說他寫《紅旗譜》，是要通過描寫朱老忠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以及他從一個缺乏階級覺悟的落後農民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的思想曆程，用藝術形象化的表現手法去生動地揭示中國現代農民革命的偉大壯舉，進而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奪取政權的全過程"。吳強說他寫《紅日》，是因為"全國解放以後，有一種欠了債急需還債的感覺"，所以他要以飽滿的政治激情去追憶曆史並重塑曆史，通過描寫一係列革命軍人的英雄群像，真實地表現人民軍隊在曆史變革時代的豐功偉績；歐陽山說他的《一代風流》之所以要寫成五部，就是要將主人公周炳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讓其與時俱進，並透過他的眼光去揭示"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楊沫說她寫《青春之歌》（包括《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其主觀目的是要通過林道靜的人格發展，去冷靜而理智地描寫"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雪克在談他創作《戰鬥的青春》的主題立意時，則說得更為直接："一部作品思想健康，就能夠在思想戰線上成為有力的武器。""為了能使作品在思想戰線上起一些戰鬥作用，還是冒了寧可降低藝術性的風險，夾進了一些議論。"甚至連以古代曆史題材為主要創作對象的姚雪垠也聲稱："我作為毛澤東時代的作家，"雖然寫得是古代曆史題材，但卻要用現代政治革命的思維方式，去"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占領曆史題材這一角文學陣地，填補起'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長篇小說的空白。"新中國的作家如此坦誠直言，無非是要清楚地告訴人們：他們對於革命鬥爭曆史的感懷追述，並不是出於藝術的自覺，而是出於政治的自覺；他們對於革命英雄主義的高度強化，也隻是出於對中國政治革命曆史的主觀認定性，而非是出於創作主體藝術審美的客觀需求性。新中國"十七年"文學以一種絕對浪漫主義的藝術虛擬性，刻意營造了一個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光榮傳統。而這一光榮傳統的形象化表述，又直接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無產階級革命鬥誌，並使他們自覺地去延續和發揚這種傳統，最終使其成為人類曆史的價值永恒。其次，新中國作家在藝術化地"虛構曆史"的同時，也更加注重藝術化地"虛構現實"，他們在大量描寫現實題材的作品中，同樣是以政治理想的現實虛構性來盡情地表達他們的主觀戰鬥精神。新中國作家將現實社會人為地化分成兩個思想對立的階級群體：一方是以新型農民為代表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另一方是以"地"、"富"、"反"、"壞"、"右"為代表的反動邪惡勢力。他們任意地舒展著自己豐富的藝術想象力，"生動"而"真實"地表現了人民大眾崇高的政治覺悟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極大熱情，也以"客觀"的創作態度"深刻"地反映了現實階級鬥爭的尖銳性與複雜性。新中國作家正是在"革命"與"反革命"兩極矛盾對立的故事情節敘事中，跳動閃耀著他們頑強執著的主觀戰鬥精神的思想火花。比如趙樹理的《三裏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陳登科的《風雷》以及李準的《李雙雙小傳》等作品，之所以一直被人們視為是反映當代農村社會主義變革的經典作品，就在於作者以絕對主觀化的政治理念，完全超越了現實生活的可能性，藝術地虛構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各種複雜關係，有意地將那些新型農民形象都描寫成為了"黨的忠實兒子"，並把他們放在階級鬥爭的火熱"現實"中，去精心塑造在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當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閱讀這些主觀性極強的紅色經典作品，我們所獲得的最直觀的視覺印象，就是翻身得解放了的新型中國農民，他們不僅具有一定深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堅決擁護走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而且他們也自覺地維護黨的方針路線，敢於旗幟鮮明地同一切反動勢力做鬥爭。新中國作家正是"為了迅速地配合當前政治任務"，解決"農業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對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和對擴大農業合作社有抵觸的人，應該怎樣批評"的問題，將文學創作完全等同於現代政治革命的教科書，最終使新中國"十七年"文學形成了一種直觀寫意式的藝術創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