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曹禺：現代人文精神的藝術演繹 第一節基督教文化與曹禺本人的精神人格
曹禺雖然沒有像冰心那樣洗禮人教，也沒有像老舍那樣做過教會的主持，但這並不影響到他對基督教文化的廣泛吸納。如果我們能以冷靜客觀的態度，以純粹理性精神去對《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這四部優秀作品進行整體觀照，那麼毫無疑問，我們一定會敏銳地察覺到，無論是其主題構成還是悲劇內涵，都表現出一種強烈而濃厚的宗教情緒和上帝意識，蘊藉著他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社會理想和人生價值觀。在所有中國現代作家當中，像曹禺那樣將其早期話劇創作的全過程都納入到對基督精神形象詮釋的藝術規範，大膽而直率地強化上帝意誌的現世投影的，恐怕也絕無僅有。曹禺對於基督精神的敬仰，對於基督文化的認同，我們用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理論思維方式是根本無法理解的。他對生命意識的體驗和生存狀態的憂慮，他對人性本質的揭密和命運悲劇的思考，都明顯帶有一種精神理念對於物質世界的超越品格。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明意識。
沒有人會否定曹禺人格的高尚，但他高尚的人格卻時常被人平庸的讚頌；也無人會否定曹禺戲劇的完美性，但他完美的劇作卻經常被人幼稚地曲解。長時間的認知錯誤使我們終於麵對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如果我們想要真正理解曹禺和他的作品，就必須回歸曹禺本人內在的精神世界並重讀文本；否則，我們也會如同我們的前輩學者一樣，膚淺與平庸將導致我們一無所知。
1910年9月25日，在中國封建專製政體即將全麵崩潰的前夕，曹禺出生於天津。天津這個中國北方的大都市，是西方近現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輸入中國的重要窗口之一。早在1858年，英、法、俄、美四國政府，用代表著西方物質文明的槍炮，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從此以後，天津不僅成為中國北方對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同時也變成了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激烈衝突的較量陣地。根據《中法天津條約》中的有關條款規定，1860年法國傳教士率先在天津的望海樓建立了天主教堂，試圖將基督教文化的種子散播在儒家文化的土壤裏。但是，在具有兩千多年儒家傳統文化的中國，任何非本土化的異己力量想要爭得一席生存的空間，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甚至要付出血的代價。基督教文化剛剛在天津登陸，便立刻受到傳統觀念和守舊勢力的頑強抵禦和反抗。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以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從宏觀意義上講，其實質是文明與愚昧之間的殊死征戰：義和團的大刀長矛敵不過西方洋槍洋炮，民間的符咒也沒有把舶來"妖道"斬盡殺絕。恰好相反，基督教的影響卻像滾雪球一樣，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愈滾愈大。到本世紀初葉，基督教的文化已在天津市民的生活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並同固有的傳統文化一道，成為約束人們社會行為的兩大精神支柱。
獨特的文化環境，造就了曹禺獨特的文化心態。
童年時代的曹禺，家境比較富庶。父親為了使他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專門為他請了一位晚清國子監的生員做老師，但曹禺卻偏偏對基督教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曹禺最初接觸基督教文化，是受繼母的影響。曹禺的繼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她在曹禺的童年時代，經常帶他到法國人辦的天主教堂去做禮拜。曹禺後來回憶說，他曾懷著強烈的好奇心去翻閱《聖經》，純潔的心靈一下子便被那些人類偉大先哲的無私奉獻精神所吸引，他甚至能把《聖經》的故事背下來。每次去教堂，他都細心觀察那些善男信女們的禮拜日禱告，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他的整個身心也漸漸沉浸在一種崇高神聖的生命感覺之中。南開大學畢業以後，他又考入清華大學（當時是一所與教會關係十分密切的大學），與基督教文化有了更加頻繁的接觸。此時的曹禺，不僅反複地研究《聖經》和《聖經》文學，而且很快迷上了巴赫創作的宗教音樂。"無論是巴赫的《受難曲》，還是《D小調彌撒曲》，都能引起他對人生的思索。曹禺更進一層領會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他廣泛地閱讀了古希臘的命運悲劇、莎士比亞的人格悲劇以及奧尼爾的道德悲劇，在一種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開始了探索解剖人性結構的理性思考。他說特別是"讀了托爾斯泰的《複活》，我就非常想看看複活節怎麼回事，也想看看大彌撒的儀式"。當曹禺懷著青春期的困惑再度踏人教堂的大門時，他從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那充滿痛苦的神情中，激發起一種堅定不移的人生信念和積極進取的人格力量；同時也從聖母瑪利亞那慈祥溫和的微笑中，尋找到了失落已久的母愛以及強化了他對基督教博愛教義的深刻了解。所以，大學畢業以後，曹禺走上工作崗位並向社會奉獻的第一份精神能量，就是去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用英文講授《聖經》文學。
我們按照時間的順序，從平麵敘述的角度來解讀曹禺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關係，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說明一個既定的事實，更重要的是為了揭示這種影響對於曹禺精神生活的直接介入究竟多深。這對於命題的確立和論述的展開，都是至關重要的。宗教是文化的實體，文化是宗教的形式。"每一種宗教行為，不僅就組織化的宗教而言，而且就靈魂最為內在的運動而言，都是以文化為其表現形式的。"這就使得並未入教的曹禺，同樣可以用一種文化思考或文化哲學的審視方式去闡釋基督精神。曹禺接近上帝，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將其理解為是要接受一個宗教信仰上的神化偶像。作為一種情感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純粹體驗，基督精神賦予曹禺的隻是一種文化人格而非神學力量。應該說，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曆直接決定了曹禺的人生價值觀念和藝術審美標準，同時也形成了他對生命意義與現實世界的整體看法。由於"一切直接經驗都是心理經驗，因而直接的現實隻能是心理的現實"，當涉世不深的曹禺用他單純的眼光去看取矛盾複雜的種種社會現象時，他不可能從豐富的生活閱曆中去提取理性認知的人生經驗，所儲存於潛意識層次的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勢必會直接促成他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如果我們返歸作品的文本，就不難發現人性"善""惡"兩極的對立衝突，是構成曹禺作品情節的基本因素；"懲惡揚善"的道德主題，更是使他作品烙有基督教人文主義的鮮明印記。正是因為曹禺以受難者耶穌基督的身份，對於人的生命意識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對於人性弱點表現出深切的憂慮，才使他的作品超越了時空的界限與階級的局限，始終保持一種永久不衰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