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趙樹理：現代文學的農民話語寫作 第二節農民話語寫作的實踐與趙樹理小說藝術風格的形成
從現存的曆史資料來看，趙樹理農民話語小說的獨特風格，應該是形成於1933年以後，即左翼文學陣營正在進行大眾化討論期間。雖然身居上海大都市的左翼革命作家，並沒有注意到趙樹理的客觀存在，但是身處邊緣地帶的趙樹理本人，卻始終在關注著這場討論的現實意義。對於趙樹理個人而言，能否成為現代中國文壇的矚目人物，這並不是他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興趣所在，究竟應該如何去把"文藝大眾化"的抽象口號變為實際行動，才是促使他產生強烈藝術衝動的力量源泉。
趙樹理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並不是很高，對於西方現代文學的知識更是幾近於零。他有關文學藝術方麵的素養積累，差不多都是從民間戲曲和唱本故事中得來的。如果不是因為一種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隻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通俗作家。但是，趙樹理又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通俗作家，他從事寫作的目的是不計任何功利報酬的，而是"農民需要什麼，我就寫什麼。農民喜歡什麼藝術形式，我就采用什麼藝術形式"。為此，他十分讚同瞿秋白對新文學遊離工農大眾傾向的批評言論，認為"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和新詩一樣，在農村根本沒有培活了"。究其根因，就在於精英作家隻注重少數人的情感宣泄，而根本就不了解農民讀者的思想需求，他們用現代白話文築起的"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所以他把自己定位為"文攤作家"，盡力用民間"流行的簡單形式及農民的口頭語言"，去"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裏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趙樹理的這種文學創作理念，與後現代語境中的大眾文化觀頗為相似，他們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數人現在被動地接受大眾通俗小說給予他們的東西"，並直接影響著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故趙樹理一再強調說，必須徹底改造傳統的通俗文藝形式，正確地去引導農民大眾的藝術審美趣味，進而使他們樹立起健康積極的人生觀。這無疑使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從起步伊始，就呈現出與"五四"新文學和左翼革命文學所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
首先，是明確地將農民群體界定為自己作品的接受對象，用純正的農民通用語言去描寫真實的農村生活狀態，徹底消解精英知識分子在文學領域中的話語霸權。趙樹理曾反複強調說："我的語言是被我的出身所決定的。"因此作為一個農民作家，他把語言文字的簡潔、直白與通俗化原則，視做是他藝術追求的第一目標。"從我為農民寫作以來......我就開始用農民的語言寫作。我用詞是有一定的標準的。我寫一行字，就念給我父母聽，他們是農民，沒有讀過什麼書。他們要是聽不懂，我就修改。我還常去書店走走，了解買我的書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這樣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讀者......這樣，從前隻有少數知識分子看我的作品，現在連窮人都普遍能看到了。"趙樹理在這裏所談到的"農民語言"問題，實際上直接涉及到了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與寫作立場的根本轉變。他本人對此問題的認識非常透徹："我既是個農民出身而又上過學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與農民說話，又不得不與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從學校回到家鄉，向鄉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來，一不留心，也往往帶一點學生腔調，立刻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碰慣了釘子就學了點乖，以後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也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時間久了就變成了習慣。說話如此，寫起文章來便也在這方麵留神--'然而'聽不慣，咱就寫成'可是'；'所以'生一點，咱就寫成'因此'，不給他們換成順當的字眼，他們就不願意看。"將知識分子思想工農大眾化，這在"左聯"時期是個非常時髦的口號；而將知識分子話語農民化的提法，則應該是始創於趙樹理。但是與左翼革命作家所完全不同的是，趙樹理不僅是在"說"，而且更是在"做"，他用自己農民小說創作的具體實踐，初步實現了中國現代文學"民間化"的話語轉型。我們不妨來看看《小二黑結婚》中的一段人物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