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趙樹理：現代文學的農民話語寫作 第三節時代政治風雲的急劇變幻與“趙樹理神話“的曆史沉浮
1942年5月，延安文藝界先後組織了三次有關文學創作的理論座談會，其中毛澤東就親自參加了兩次並做了總結性發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如此重視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工作，既反映出他對精英知識分子言論活躍的高度關注，同時也表明了他要規範統一文藝界思想認識的強烈欲望。毛澤東的《講話》，主要涉及五個方麵的重大問題：一是明確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必然性；二是明確文藝必須服從政治需要的必要性；三是明確知識分子作家世界觀改造的迫切性；四是明確歌頌主旋律的紀律性；五是明確普及革命文藝的現實性。其實《講話》的核心內容，說穿了就是一句話：在以工農大眾為革命主體的戰爭年代，拿筆杆子的知識分子必須認清自己所從屬的曆史地位。由於解放區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和毛澤東崇高的政治領袖威望，《講話》的發表也就預示著中國現代文壇思想風暴的即將來臨。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以後，解放區文藝界也隨之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思想整風運動。解放區作家同時也包括國統區的進步作家，經過深刻的自我反省與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性質，也有了全新的認識和更高的追求。在整個"整風"運動過程中，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作為"投降者"，紛紛表示要徹底"脫去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衣裳，"並在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革命實踐中，重新去反省和檢討自己世界觀的"劣根性"。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學的平民意識與左翼文學的"大眾化"口號，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虛幻想象，既脫離了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又脫離了民族文化的光榮傳統。他們一反"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立場，強調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隻能是產生於工農"大眾自己的作家"之手。正是基於精英作家的這種思想認識，"趙樹理現象"的實用價值便被凸現了出來。因為趙樹理本人和他的農民話語小說，恰好符合《講話》精神的內在要求：他雖然也曾經讀過幾年書，但卻始終如一地與農民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以民為本的創作態度是知識分子世界觀成功改造的典型範例；他堅定不移地以工農兵群眾為服務對象，創造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型民間藝術形式，通俗易懂的作品風格是"普及"革命文藝的模範樣板；他生動地再現了現代農村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真實反映了中國土地革命的時代特征，用積極樂觀的生活情趣實現了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一。所以，"趙樹理現象"成為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學習榜樣，"趙樹理方向"也成為了他們為之努力奮鬥的終極目標。從大量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從1945年以後，在周揚、馮牧、林默涵、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全力推崇下，趙樹理實際上已經被人為地神話了。陳荒煤的《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文，就最能代表當時精英作家對於"趙樹理神話"的群體仰望心態。他說："要檢討一年來邊區的文藝創作，最好對趙樹理同誌的作品有比較一致的認識，他的作品可以作為衡量邊區創作的一個標尺，因為他的作品最為廣大群眾所歡迎。""大家都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那麼什麼是"趙樹理方向"呢？對此，陳荒煤將其歸納成幾句話：忠實地去執行與實踐"毛主席的文藝方針"，始終保持著作家"鮮明的階級立場"，在與工農大眾的思想感情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時，努力去創造"人民大眾的藝術"。他在文章的結尾處還明確地表示，之所以"把趙樹理同誌方向提出來，作為我們的旗幟，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目的就是要求知識分子作家放棄中國傳統文人的臭架子，以趙樹理為光輝榜樣，勇敢地"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
"趙樹理方向"絕不僅僅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它在解放區文學的具體創作實踐過程當中，很快就被轉變成了一種廣大作家的自覺行為。被學術界戲稱為"山藥蛋派"的年輕作家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人，他們本來並不認識趙樹理，"1945年，他們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上第一次看到了趙樹理的《地板》、《李有才板話》，純淨的山西農民樸實風趣的語言，活脫脫宛如父老兄弟身影的人物形象，吸引了他們，具體地給他們以藝術的啟迪。"正是因為他們對於趙樹理的崇拜與向往，柬為的《葒契》、胡正的《長煙袋》、馬烽的《金寶娘》、西戎的《宋老大逃城》、孫謙的《村東十畝地》、馬烽與西戎合寫的《呂梁英雄傳》等作品，無論是生活口語的文本運用，還是在故事敘事的民間形式，我們幾乎都能從中窺見到趙樹理影響的客觀存在。各解放區根據地的作家也極力模仿趙樹理的通俗藝術風格，先後創作了大量民俗化的文藝作品。如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葛洛的《衛生組長》、邵子南的《地雷陣》、劉石的《真假李板頭》、高朗亭的《陝北遊擊隊曆史故事》、華山的《窯洞陣地戰》、丁玲的《三日雜記》、一擎的《"眾人原諒"》、劉白羽的《無敵三勇士》、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孔厥與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等，基本上都是把"講故事"的形式作為闡述思想的惟一性手段；另外，有些作品還將民間英雄傳奇式的誇張手法穿插於其中，盡力去強化了讀者對作品的閱讀興趣。像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主人公遊擊隊員吳貴的形象，簡直就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位古代俠客式的人物--他為人剛直愛憎分明渾身是膽樂於助人，他來無影去無蹤神出鬼沒機智靈活，帶領著一幫武器裝備極其落後的山區農民，把狂妄驕橫的敵人打得惶惶不可終日，一役就消滅了日本鬼子幾百人。從曆史真實的角度來講，這樣富有傳奇性的革命英雄人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僅憑遊擊隊的那點實力也不可能創造如此輝煌的人間奇跡。但是在當時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這種藝術誇張卻以其通俗故事的流行方式，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戰勝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氣，起到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良好社會效益。與解放區小說大眾化的趨勢相比較，詩歌與戲劇創作的民間價值取向也成為了一種社會時尚。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是用陝西民歌"信天遊"的曲調所寫成的長篇敘事詩，浪漫曲折的愛情故事、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文字韻律，很快就在邊區群眾中廣為流傳，並且開創了中國現代詩歌的新紀元。另外，阮章競的《漳河水》、李冰的《趙巧兒》、張誌民的《王九訴苦》等敘事長詩，也都是用民歌體寫作的成功範例，同樣為解放區的廣大民眾所喜愛。從秧歌劇《兄妹開荒》到新歌劇《白毛女》再到話劇《抓壯丁》，解放區戲劇改革的方向完全是以傳統戲曲為參照係的，通俗簡潔的語言對白方式與舞台表演的激情形體動作，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農民觀眾的視覺審美要求。解放區文藝運動的這種深刻變化，表明了"趙樹理方向"正在以其民間文學的價值取向，積極地引導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