瞪眼的意識形態使魯迅有足夠的能力，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中國人的眼睛上沾染的意識形態的特征： "中國文人，對於人生，--至少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止視，連平視斜視也小許。" （ 《墳·論睜了眼看》）因為平視、斜視是中國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堅決否棄的"觀看''形式；這種"觀看''在目光限定史的嚴厲語境中，永遠不止是代表純粹的"觀"、 "看"動作，更多的則是對儒家倫理的虔、敬和遵從的態度，它們的成色、比例全處在這種嚴厲語境的規定之中。斜視、平視顯然違背了眼睛的意識形態的森嚴規定，是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大不敬。而目光限定史的另一個隱蔽特征也被魯迅一語道破了。在另一處，他又說： "勇者的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華蓋集·有感》）在魯迅的語境中，孩子既表征未來，又表征弱者。目光限定史的功用在魯迅那裏因而就是再明白不過的了：隨著目光限定史的推演、強化和被庸眾（尤其是文人學者）自覺遵從，不但刪除了未來，而且鑄就了一個可恥可悲的民族風貌。在這中間，起決定作用的就是那些能斷文識字的知識分子了。程顥就嘴硬地說過：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二程遺書》卷二上）當然也就可以由此達成儒家所規定、所需要和所允許的眼神了。李宗吾抱怨說： "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李宗吾《厚黑學》）這種大不敬的態度，顯然就是在提倡不同於傳統的異質日光了，相信能得到魯迅牌瞪眼的意識形態的讚同。
毫無疑問，在魯迅瞪眼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文化對國人目光的專門性要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是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積弱積貧、汙七八糟的殘酷現實修改了魯迅的目光，促成了魯迅牌瞪眼的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什麼西學單方麵的作用。西學隻是魯迅唯一有效的參照係和資源管理器。目光限定史的嚴重後果--魯迅憂心忡忡地指出過--，隻能是讓中國人從"世界人中擠出" （ 《熱風·隨感錄三六》），從而自絕於地球，空頂著一個中國人的名號。因為它從根本上鏟除了國人平視、正視的權利：臣子平視皇上，末將平視大將軍，兒子正視父親，按照中國目光建設工程第八副總指揮程顥的話說，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誠、不敬之舉，有違天理"隻眼"的道德要求、目光限定史中所蘊涵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律令。
很讓人驚訝，魯迅本人的目光中所含正視成分的比例卻是相當有限的。盡管他始終都在提倡正視，並歌頌過正視的偉大功用：在叛逆的猛士的正視下，天地將為之退色，貌似莊嚴的天、神都將為之退避三舍（ 《野草·複仇》）。這是因為他不屑於正視。我們說，魯迅也許沒有這樣做的權利，但他明顯有著這樣做的能力。中國傳統文化貌似的高明和博大精深，在魯迅式瞪眼的意識形態那裏，隻是一些手工作坊階段的粗劣屁話，連應該有的精致都還說不上。它漏洞百出。向上倔起的眼神和斜視的眼神，明顯包含了魯迅對中國曆史事實（最主要的是目光限定史）和當下基本群眾的生活的雙重蔑視：他清楚他（它）們，了解他（它）們，卻沒有必要去正視他（它）們。魯迅能給予他（它）們的，隻是恨，隻有討厭。這早已包含在瞪眼的意識形態之中，包含在魯迅施"視"的方向上。
但瞪眼的意識形態在具體操作上卻有著自己的幽默形式。魯迅顯然掌握了孫悟空的本領：在需要長高的時候，他長高了，並得以使用向上倔起的笨拙眼神，在看起來的舉重若輕之中，吃力地洞穿了曆史中的黑暗。而在需要縮小自己的時候，他也如願以償地縮小了，把目光投向了基本群眾、當下事件的旁邊，窺出了他們"麒麟皮袍下的馬腳"；或者調笑似的以仰視的目光望上去，雖然看不到他們那偉大到無邊無際的一麵，卻無疑看見了他們腳尖上的灰塵、汙泥、爛貨......甚至糞便（魯迅發明的可以嘔吐的記錄方式就是這種能力的物化形式之一）。"麒麟皮袍下的馬腳"以及灰塵、汙泥、爛貨甚至糞便都掩蓋在目光限定史冠冕堂皇的教科書中。這兩方麵的事實，構成了瞪眼的意識形態的幽默形式。我曾說過，幽默是體弱多病的魯迅在言說時采取的一種省力方式。但在瞪眼的意識形態的疆域裏，幽默方式更多表明的是魯迅的蔑視、仇恨，盡管它的確仍然是省力的。
程顥說：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二程遺書》卷二上）這毋寧是說，目光應該得到仁、義、禮、智、信、人理等等玩意的修飾和限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眼神、目光以及目光的施展方向；但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強烈要求下，國人的目光形式是固定不變的。在他們的目光背後永遠都存在著亞當·斯密所謂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它在調控他們的眼神，規定他們施"視"的方向，測定他們目光的比例和成色......魯迅的眼力即使在他的時代也無人可比；要命的是，魯迅還發現了被目光限定史規定為固定不變的目光，在魯迅的時代仍然還很有賣點。各種個人和權利團體掀起的尊孔、讀孔，不過是它的外在的表征之一罷了。--魯迅曾經指著這些現象，用斜視的獨有音勢說嗬斥過它們（參見《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o順帶也嗬斥了程顥的辛苦說教。
因此，瞪眼的意識形態的種種特征，以及它和傳統目光限定史內在律令之間的巨大反差，使得魯迅陷入了深深的孤獨：畢竟他的目光是獨一無二的。這是孤獨的眼神，是沒有伴侶、沒有同誌、沒有戰友、沒有親人的孤零零的眼神。向上倔起的瞪眼和落向人、物旁邊的斜視挽手走遍天下，到頭來隻發現了自己。對於魯迅，返回是不可能的。因為瞪眼的意識形態中包孕著的巨大仇恨和蔑視，即使拋開"好馬不吃回頭草"的尷尬，也使得一切形式的返回在魯迅那裏都將成為自欺欺人。
在《銀河天歌》中，康有為自哀自憐地如是唱道：他想去一個美好的地方，卻--
無仙鵲以為梁兮，
遇張騫之泛槎。
望克廉水素之極星兮，
吾將出銀河而之它。
孤獨的魯迅顯然沒有好心情去做康有為那種矯情狀的離騷式神遊。他的目光在孤獨的中國"現事"場景中穿梭，時而向上，時而又落向旁邊，但無一例外總是找不到自己所信的東西，隻把仇恨撒向過往的曆史以及當下的曆史境遇，通過他獨有的、和目光限定史大相矛盾的瞪眼的意識形態。
3 旁觀者...
種種跡象表明，魯迅不是他身處時代的代表者，從各個方麵來說，他都堪稱它的"敵人"。排除魯迅身上種種可以達成這個結論的要素後（比如魯迅的破折號的內在涵義帶出的結果等），他孤獨的眼神和目光就是最值得重視的原因了。可以想見，當瞪眼的意識形態既以仇恨的目光針對中國過往的曆史，又用輕蔑的眼神針對當下基本群眾的人間生活，瞪眼的意識形態從骨子裏導出的無疑就隻有虛無主義了。在此，虛無不是沒有(have nothing)，而是討厭：曆史與當下都不足信，而未來隻是一個巨大的無。這裏正可以調笑式地用到海德格爾故作深奧的茫然了：為什麼有存在，無反倒不存在？
依靠這一點，瞪眼的意識形態有能力把魯迅放在一個特殊的旁觀者（即黑暗隱士）位置上。他在"現事"、"現世"
'現實"和"現時"中，隻占據了一個羅蘭·巴爾特所謂"虛擬的主語"的位置。這個小醜，這個謠言家，穿行在當下和曆史之間--眼神和目光就是他用於穿行的橋梁，--對著他看見的一切比比劃劃、吆三喝四、指指點點，在激昂和憤怒的神色中，永遠具備著的隻是輕蔑和討厭的眼神。他仿佛置身事中，卻又明顯地身處事外。正如當代詩人臧棣所說的：
熱愛幻想的人，我深知，你隻會
拿出身體的一半嫁給現實（臧棣《訪友》）
W．本雅明也說到了這類旁觀者的"觀看"： "看的快樂是令人陶醉的。它可以集中於觀察，其結果便是業餘偵探。"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的抒情詩人》）處在"虛擬的主語"位置上的旁觀者魯迅，結果也成了業餘偵探。業餘偵探意味著，除了他本人沒有人會真的需要他；業餘偵探在內心對自己偵察出的犯罪事實毫不懷疑，但又對偵察出的事實是否會成為審判、處決罪犯的有效證據毫無信心，當然對罪犯在服刑過程中是否會得到改造並成為新人類就更沒有把握了--瞪眼的意識形態促成的旁觀者身份的真實涵義就在這裏。
孫悟空為過火焰山要向牛魔王借扇子，但後者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孫悟空隻好縮小自己鑽進老牛的老婆的肚子裏拳打腳踢，逼得老牛終於就範了。魯迅的斜視正如同縮小了自己的孫大聖：仰仗這一點，他也鑽進了當下基本群眾生活的胃囊裏邊閃轉騰挪。孫悟空在和另一個本事同樣高強的妖怪比高矮時，陡然之間身高如柱。魯迅向上倔起的瞪眼也這樣做了：依靠這一本領，他站得高，看得遠，陡然之間就顯出了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身材的矮小--後者陡然之間頓時現出了駝背小矮人的真麵目。但這一切，都和旁觀者的身份相當吻合：斜視做出的閃轉騰挪科和目光限定史在向上倔起的瞪眼麵前顯示出的身材矮小，並沒有呼喚出施"視''者理想中意欲改造它們的結果，直到最後，它們是否能夠被改造就不再是魯迅感興趣的了。他隻是不斷地這樣施"視''而已。
瞪眼的意識形態和魯迅的文字有著相當的一致性：魯迅的文字也是一個特殊旁觀者觀察現實和曆史的筆錄（即具有嘔吐功能的記錄方式）。魯迅激憤的語調、時而高昂時而低沉諳啞的語氣，無一不表征著他身處事中；但是，掩蓋在它們之下的無奈腔調，尤其是幽默和調笑的音勢，卻無疑可以看作是他置身事外的象征。斜視、瞪眼施"視"的方向在這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身處事中的激昂語調（無論是當下事件，還是曆史事件）無疑就是瞪眼了，因為激昂需要力量，需要力氣去促成憤怒，也需要力氣去書寫力透紙背的檄義。置身事外的調笑音勢（也無論是當下事件，還是曆史事件），肯定就是縮小自己的、意在省力的斜視了。 "莫恨西風多凜烈，黃花偏奈苦中看。" （黃宗羲《書事》）激昂、調笑（幽默）的共存，和瞪眼、斜視的同居一室相類似，它們共同構成了魯迅時而波浪起伏，時而文白夾雜，時而晦澀、哽咽，時而又流暢、慷慨激昂的文字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