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味被動地服從生物本能或社會規範所提供的統一目標，我們也可以根據理性與自由選擇，創造和諧。包括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在內的哲學家，都肯定現代人的這項任務，並稱之為“人生計劃”，意為由目標指引，塑造個人的一生，並賦予生命意義的所有行動。心理學家則稱之為“特有奮鬥”或“人生主題”。這些觀念都指涉一係列跟一個終極目標有關的目標，個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因終極目標的存在而具有意義。
人生主題就像遊戲規則，參加者一定要按照規則行動才能體驗到心流，這可視為生命樂趣的泉源。有了人生主題，所有事情都會有意義——不盡然是好的意義。如果一個人隻想在30歲以前賺到100萬，所有的事情不是使他更接近目標，就是更遠離目標。清楚的回饋幫助他一直投入行動之中。即使損失所有的錢，他的思想與行動仍然與終極目標密切結合，仍然覺得所有的體驗都有價值。同樣，一個決心窮畢生之力找出治愈癌症方法的人，通常也一直知道自己是否距離目標更近——在這兩種情形下，該怎麼做很清楚，當事人的任何抉擇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撰寫人生的腳本
精神能量與人生主題結合時，意識就能達到和諧。但並非所有的人生主題都具有建設性。存在主義哲學家把人生計劃分為真、偽兩種。真人生計劃乃是一個人知道自己有選擇的自由後，根據經驗進行理性的價值判斷所選擇的主題。隻要選擇足以代表這個人真正的感覺與信念，他最後選擇的是什麼並不重要。偽人生計劃指的是一個人因為覺得什麼事都該做，什麼事別人都在做，所以自己沒有別的選擇，也隻好這麼做。真人生計劃有自發的動機，因自身的價值而被揀選；偽人生計劃則必須靠外來的力量推動。人生主題也有類似的區分：“發現性”人生主題是一個人基於個人經驗和選擇的自覺，自行撰寫行動的腳本；“接受性”人生主題則是按照別人寫就的腳本，扮演分配在自己頭上的角色，照本宣科。
這兩種人生主題都有助於賦予生命意義，但兩者也都有缺點。接受性人生主題在健全的社會體係下，能運作得很妥善，但社會體係一出問題，個人就很可能陷入變態的目標，不能自拔。把數十萬人送入煤氣室的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把官僚體製奉為至高無上。他在處理複雜的火車行程表，盡可能調配數量不足的車廂以滿足需求，用最低的成本轉運屍首時，說不定也沉浸在強烈的心流之中。他似乎從來不問交代下來的任務是對是錯，隻要奉命行事，就能保持意識的和諧。對他而言，人生的意義就是隸屬於一個強大而有組織的製度，其他的事都無關緊要。在太平盛世，艾希曼這種人或許能成為社會的棟梁，廣受敬重。但他的人生主題太脆弱，一旦狂妄自大、心智失常的人控製社會，問題就暴露無遺；正直的公民不需要調整目標，就能搖身一變為得力的幫凶，渾然不覺自己的行動違反人性。
“發現性”人生主題的弱點屬於另一類型：因為它是個人自行界定人生方向，奮鬥之下的產物，所以往往缺乏社會的認可，它的創新和與眾不同常被世俗視為瘋狂或具有破壞性。若幹有力的人生主題其實是基於古人所設定的目標，隻不過由現代人重新發現罷了。已故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早年的行徑跟其他貧民窟出身的青年無異，視打架與吸毒為家常便飯。但他在獄中經過閱讀和思考，發現了一套不同的目標，重新尋回了尊嚴和自尊。雖然這份認同感是由過去的智能堆砌而成，但從本質上看，卻是嶄新的發現。他從此摒棄販毒和拉皮條的舊業，為不計其數的黑皮膚和白皮膚的社會邊緣人，創造更複雜的目標，幫助他們建立人生的秩序。
從另一個角度切入
一位參加我們研究的受訪者E提供了另一個從古人的目標中發掘人生主題的範例。E在一個貧窮的移民家庭中長大，他的父母隻認得幾個英文，勉強能讀、能寫。快節奏的紐約生活令他們膽怯，但他們崇拜美國和一切代表這個國家的權威。E在7歲的時候，父母花了一筆積蓄，買了一輛腳踏車送給他當做生日禮物。沒幾天，他在附近騎車時，被一輛不遵守交通規則的汽車撞倒，受了重傷，腳踏車也全毀了。駕駛人是個有錢的醫生，他開車送E到醫院，求E不要報警，承諾負擔一切費用，並且買一輛新的腳踏車賠他。E和他的父母相信這些承諾，依約行事，但不幸的是，肇事醫生再也沒有出現過，E的父親隻好借錢償還高昂的醫藥費，腳踏車當然也沒了下文。
這件事很可能在E的心靈裏留下永遠的創傷，使他變成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凡事隻謀求自己的利益。事實並非如此，E從這次經曆中學到了一個奇怪的教訓。他從中創造的生活主題，不僅賦予他自己生命意義，也幫助很多人緩和了他們的精神熵。這場意外發生後的很多年，E和他的父母一直對陌生人抱著敵視、懷疑及困惑的態度。E的父親自覺是個失敗者，開始酗酒，成為一個悶悶不樂、凡事退縮的人。看起來，貧窮無助已對這家人造成莫大的傷害。但是E十四五歲的時候，在學校讀到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時，他把這些曆史文件秉持的原則跟自己的遭遇結合在一起，他漸漸認清，家人的貧窮與疏離並非他們自身的錯，而是因為他們不明白自己的權利，不懂得遊戲的規則，不能向有權管轄的人提出有效的抗議。
於是，他立誌當一名律師，不僅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為了確保發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不義，不會在處境跟他類似的人身上重演。一旦目標確定，他的決心就毫不動搖。他進入法學院就讀，並擔任一位知名法官的助手，最後終於成為法官。在事業的巔峰，他進入內閣，協助總統創製更有力的民權政策與法律，對處於不利環境下的人伸出援手。他畢生的思想、行動與感情都在他十來歲為自己選擇的主題下得到統一。他至死方休的努力，是一場了不起的遊戲，遵守他所製定的目標與規則進行。他覺得人生極具意義，每一場挑戰都充滿樂趣。
對痛苦的闡釋
E的例子說明了“發現性”人生主題形成時，幾個共同的原則：首先，這種主題往往是對早年遭受重大傷害的反應——成為孤兒、遭人遺棄、受到不公平待遇等。傷害本身並不重要，主題永遠不可能靠外在事件決定。重要的是，一個人對痛苦作何種闡釋。如果父親是個殘暴的酒鬼，子女對這個問題可以有數種不同的見解：他們可能會告訴自己，父親是個該死的混蛋；父親是人，人都難免有缺點、有暴力傾向；父親的困境是貧窮所造成的，要避免跟他一樣的下場，就得設法賺錢致富；父親的行為是無助和未受教育所引起的。隻有最後一種闡釋，能導向E所選擇的那種人生主題。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用哪種方式闡釋遭受的痛苦，能導向精神負熵的人生主題？如果一個飽受有暴力傾向的父親虐待的小孩兒，認為問題就潛藏在人性之中，人都是軟弱而暴戾的，那麼憑他一己之力，當然無藥可醫，小孩兒哪有可能改變人性呢？要在痛苦中找出方向，首先我們必須把它解釋成一項可能的挑戰。例如，E把自己的遭遇看成少數民族的無助與權利受到剝奪，不怨怪父親，然後他才能培養適當的技巧——進修法律，以解決他眼中損害個人生活的症結。這種把傷痛的事件轉變成挑戰，賦予生命意義的原動力，就是前麵談到的“耗散結構”，亦即從無秩序中發現秩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