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相去數百載而其跡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觀於往事所以自鏡，事至而有定見、有成法，學識充足取舍高明，所以應變無方而不局於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僥幸不足取法，其它中才以上皆當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濟世務。遏絕亂略，不可刻求多端，以為雖公而不忘私，為霸而不為王，使前世無完人，往事無碩膚，必如吾所說而後雲至善也。人之所雲如是則善，如是則否者，要皆事後之論，恣其口說者耳。當時彼此相濟，盡眾人之才智而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時宜，不盡如後人哆然臆說，絕無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僅可百裏，若坐談幾席間，為倍為蓰，惟所命之，其實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產隨才器使，衛靈公亦隨才器使，孔子皆取之，聖門何嚐責人以必備乎？且已往之事，持論甚難。有作事極是，而持論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盡是，而持論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論與處事為二道，事後與當事為兩時，未可以我見裁物也。凡論世變，即窮所以致變之理；傷世亂，即指所以救亂之方。五經皆然，故為有用。若語變而不窮其理，則無以防之於未然，後之於初，萌傷亂而不為之救，則徒為譏刺詬厲而不能出諸水火、登諸袵席，雖極陳痛切，終無益也。孔子稱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實之。夫功效何以遂為仁也？天下大亂，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則與聖人同功。同功則同德，又何疑焉？漢高以下，未必有當聖門之學，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則功之所在，德亦歸焉，何必劣於湯武？然五霸之事則實有可議者，故管仲所以為器小，五霸所以為三王罪人也。蓋三王之政，巡狩述職，有聲名文物之華；省耕省斂，有上下相親之事。又且慶賞平施威福與眾共之而非以自為也。五伯專以兵力迫脅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禮之天下，親上死長、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強力把持，變其世局，後人踵其事為亂者不止一端。疆圉遼遠，壅蔽易生，尊卑隔絕，吏為殘賊。眾情離叛，機巧相應，歸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誰罪哉？君子論世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亂，五伯已亂之天下得漢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無以遏亂源，不獎近代之功無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核以成無用之學術也。故持論之法，表未成之事以達賢者之心，明有勢之恥以賤不肖之行，隱末著之惡而從事之正，與文之順以存禮義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後患以全終始之義，誅意不誅事，以示探端知緖、絕惡於微也。惡惡即始，謂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樂終，美賢者之有終而不毀其成。惡則窒之於前，善則推之於後，皆愛人無已也。以不正遇禍者，雖趨死於義，猶必致其責，謂義重於生也。在內之惡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惡有所不必盡責，故有誅賣之誅，有誅絕之誅。或絕去其身，或絕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聖證，謾雲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別求過人之論取高於世，此務勝不休，棄常而取異者也。蓋有益於世者為正論，破壞義理者為怪說。苟無益於世，即破壞義理。戰國之士皆舍常而語變，所以為世道之憂也。不以一己私欲亂天下公理，不以一時偏重反古今常道，則學術章明，禮義森列，民有定誌，法無二門，天下之亂無由而生，此聖賢明義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莊王篤於義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晉景公高齊侯之義，率諸侯返汶陽之田。士匄恩足動孝子之思，義足服他國之君，自此以後，兵事寢伏，數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為合義也。範睢傾穰侯，事之變也，昭王因以收其權。王允誅董卓，事之正也，漢帝由此失其勢。其故何也？昭王用範睢，非範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漢帝，非漢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則順而有功；操柄在臣，則逆而多患。同乎執有罪也，以宰臣窮討大俠，則罪人誰敢不畏？以討俠贖子罪，則罪人不複畏矣。同乎連姻帝室也，以右將軍從孫女女皇曾孫，則盛滿宜避；以暴室嗇夫女女皇孫，則不必避也。此在義不義之間，相鄰甚近而相背絕遠，君子所當深辨也。君多內寵，其子必結妻家為援，庸人或賴此依附，賢者則義所不為。第謀國之計與謀身不同，雖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當有辨。謀國之計有當冒險難者，槩以萬全處之反失策而生事。義有小大則事有是非，此君子所當辨也。人君用賞罰，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後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氣，在事後者所以垂國家之法。人未作氣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賞而違立功之幾也；事有定體而先以破例悅之，是濫恩而賈半塗之廢也。勢有輕重則義有先後，亦君子所當辨也。即趙盾之事可見儉約之衛勝重門擊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禦大難焉，可知人君之前不當拔劍焉。即蕭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為重焉，可知事定論功以安大計為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術、未可全恃故舊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漢以平一時之憾，而天下大勢卒不能去漢而他屬。初定鹹陽，封宮室府庫，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則程子所雲物來而順應，姑置其怒以觀理之是非者也。一則聖賢理欲之介所謂利與善之間也。此義之所在，散在眾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義之所在，惟聖人則無憾。弒君之人有當討之義，告老之臣有謀國之義，聖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盡知大義，則必從大義行之而出問罪之師。若身在行間而用矛決戰，必非聖人事也。今之人猶古之人，古之時勢猶今之時勢，孔子之義止於請討，請纓奪符，非所當為，安得以我戰則克一語推而廣之，以為齊魯兵交聖人自有妙用哉？取讒人而誅之，良快人情。然既誅之後，恩怨施易尚多不測，大家巨室積釁相構，祁勝卻宛之難作，賢者豈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說，使直道猶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細也。此二事者，大義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雜以己見、深求事外也。若夫縱橫之說，古無此學，自蘇張發其端，相傳百餘載，直至封建變為郡縣而此風始息，蓋從來主持世道者皆從社稷民生起見，即商鞅之惡猶未離此原本，獨二子者但致金組尊榮，不顧有國禍福，又必不居一國而後可逃遁曲全，其勢不傾危險詐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術至戰國時喪盡，後世之亂蓋不至此。其故起於境壤太分，人生其間，不揣摩捭闔、朝秦暮楚無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廢，雖曰壞先王之法，然縱橫惡俗非盡去封建不能割絕也。刑名之學，若鼂錯、韓非，皆賦性深峭而所學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禍集其身。雖或幸免於當時，而子孫亦不昌，以其與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險賊者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