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事之道，既欲無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則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準則，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極者，必有反複之時。以人力累之，使至極者，不移時而見傾危。聖賢於將盡之氣則持之以謙，所以陰為裒減，不使至於極。若其勢本不極而欲以人事趣之，則聖賢所必不為，不待裁抑而後然也。今人為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為之，或有待而後為之，或為之而不能忘諸心，或為之而不能廣大其心，皆所雲出於有心也。雖初念未然，轉念未有不然，迨其已然而後措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聖賢則不然，以為舉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義，有意即為謀利，非正義也。舉事之後有故立說以明其道，有故即為計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義，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義念少，雖加截斷，隻留一路，則學問把持之力耳。聖人以神道設教，非乞靈於神也，得神道於身也。誠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經爛熟，則義必精。人見為事者，在我皆見為理。見其理而往從之，故曰精義致用。眾理既備則德必大，故靜之所謂神者，即動之所謂化。立人達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趨吉避凶，但勝之以道。真能有道於身，則吉凶消長之故皆確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發。其所發見，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賢人君子，則從吉凶消長之閑磨礱砥礪而後成。蓋英雄之士、道德之儒，總不離乎消長進退之理也。度時之宜而處以卑下，受其垢汙，使群物毒害之氣別有所鍾而不能相及，真實無妄，不掩疵瑕，有過如日月之食而無累於誌。若此者，所謂天道也。人雖賢智，豈能違天乎？以人從天則吉凶悔吝皆有道以勝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業，此之謂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終歲之計，有百年之計。一代者，因時勢陵夷而救弊也；百代者，綱常典禮不以時勢為輕重也。得失在一時者，以一時之法決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計決之，則不爽於義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遂，乃發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計以一朝之利昧之，萬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脅之，重怒深怨，罅隙並生。與賤人同事，則受賤人之名；與惡人同事，則受惡人之名；與亂人同事，則受亂人之名。有其事，則不得辭其名也。夫兵作於外為寇，於內為亂。人之不義猶寇也，己之不義猶亂也。寇猶及人，亂必自及。己之不義而欲責義於人，終自及也。己則無禮，而惡人之行禮，亦自及也。己不深謀，而怒人之咎以無謀，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則必有相及之勢與相及之端，非智計所能弭也。夫氣皆產於黃鍾，數皆起於杪忽，故作事謀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勢，勢成而背之以趨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與人共事，見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則勢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機而自棄之，為不智也。計慮熟定則舉動暇整，中道而易慮常苦急遽無序、倉皇不寧，是以閑定之謀自納於紛亂。三者舉事之戒也。凡處大事，從道而不從眾，所以崇理而不崇勢也。崇理不崇勢，故有勢者不得以非禮使人，人亦不得棄禮而崇之。戲言戲動，出於有心。既已有心，即不得謂非己之過，又安能免人之怒？過言過動，出於無心，既己無心，即不必認為己失而專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貧賤胥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與人無不同也。險陂私謁之惡，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險陂私謁之惡則人人所同也。常人喜於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難，賢者可以無禍而常恐得禍之易。故凡事之不必為者即屬可已，勢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亂而示人以郤，或詞激而徼人以怒，或誌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動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誌，不論小之事大、賤之事貴也。漢文帝於南粵，全以肫懇謙讓、開誠布公行之，宜其不敢違命而奄然臣服。善處事者，以此通之，則寡怨於世矣。
決幾
昔人論治亂興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謂明於事勢，而助人決幾之智，故論世者取衷焉。秦之亂起於民不安，漢之亂生於臣不軌。故漢之臣，天所不佑，終於亡身喪家，為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雖有不順之跡，本無犯上之心，主於逃死而非亟於作賊，是以天心猶憐恤焉。故秦曰土崩，漢曰瓦解。土崩者潰於下，如山之頹，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墜於上，如棟之橈，如柱之折，猶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亂自下起，故一夫勃發，社稷為墟。若夫漢之王莽，蹔得而複失；唐之河北，勢窮數盡而後失。秦隋之亂生於民，漢唐之亂發於臣。觀成敗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別也。子張十世之問，欲得後世興亡之跡，若漢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禮，禮亡則國家隨之，此革代之期也。禮失則百度從之，此治亂之幾也。秉禮者，形勢雖弱，不失為宗國；棄禮者，雖帝王之裔，降而即於夷。此聖人所治，以告天下萬世而息圖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論發其微矣。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孔孟二說何難易懸絕若此？蓋孔子之時，封建未發，世臣大家，各執國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備，取足其中，既以奉公，亦用自衛，不甘心拱手而受命於人，雖齊桓晉文僅能率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載時巡如文武時也。此時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禮教信義漸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於正，歸命宗周，無二心乎？此其事決非歲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後仁也。若孟子時，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複主張國事，采地盡歸兼並，將相別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係屬天下，海內之勢亦將漸合於一，一切跋扈強禦皆不必慮，但能實行仁政即如風之偃草、席卷天下無難，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為盤石之基。人事難移，即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征。彼郡縣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實則一姓孤立，故有五載而成帝業，匹夫而為侯王者。孟子之言，豈虛語哉？六國之時，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擁兵之主，觀敵稍弱則欲取而有之。值其強盛，又不能相下，僥幸求逞，是以戰爭滋多，生民塗炭。夫小大強弱之形，非人所為，亦天所設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即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後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與天合德，乃眷西顯，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汝心。蓋由平日以天自處，或率性自合，或勉強從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強者天之健行也。克當天心，而後可膺天命，豈容圖度哉？大國必欲兼並，小國不能下人，其終至於搏戰無日，務勝不休，所值莫非危途。義理所在，時勢所歸，而強與爭，其終必不可爭而為眾鏑所射，雖孔孟如之何哉？國有可亡之道，天變見於上而不畏，百姓怨於下而不恤，賢人遁於野不知收羅，是必亡者也。民閑之俗，奸巧詐偽，偷薄苟且，仇讎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義，去順效逆，習以為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諛之臣充滿位寧，盜攘之風徧於郊甸，奸慝之行通於上下，貨賂之資盈於道路，外實內虛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無忠謇之言，遠近無仁愛之聲，宗族無本根之庇，閭井無囷倉之粟，方州無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征調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疇荒而宮室修，是必亡者也。倉卒擾攘之際，固有舉事無成而可觀人心者，陳涉更始是也。雖戎首無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見端於此，故明於大計者資焉，為人所不能為，則人不得為其所為。光武單車臨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結人之財也。將卒糧饟取諸邂逅間，故能馳騁如意。若步步次且，處處屯積，如富家翁行徑，出門咫尺，資斧帷帳必從，萬無成事之理。賈複有雲，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難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賈複所雲六國之覆轍也。天下未定，有大誌者必不躭片時之安。高祖遣酈生說齊，雖下七十餘城，終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豈能斂袵而事漢？暫時雖定，終必戰爭，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則後此遂無事，此韓信所以決從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喪酈生也。田廣一聞好語，即飲酒罷兵，此其人可與謀大功乎？若田橫兄弟僅能得士，而濟世安民之理全不講求，局麵既定，故終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荊邯曰，前死而就功，猶愈卻就滅亡。此群雄所不能曉也。至於人民處此，趨避尤重，雖曰觀天命者觀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諸侯之會，豈皆迫於勢而貪於利，蓋有天命主張其間。然甲子以前，此事猶未定，宜審擇所從，或取聖證，或本經義，不可隨眾人耳目妄自委投。蘇竟曰，俗儒未學，醉醒不分而稽論嚐世，疑誤視聽，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張子所雲，間不容發，宜深長思也。凡應運而興者，必反勝國所為。勝國最弊之政，即後王急務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矯其惰，弊在下者不能痛絕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愛，理欲並用，新故相雜，雖偽定一時，終非天心所屬。有大力者挈之而趨，將若之何？蓋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元；一歲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正，自公卿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奉為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即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當洗心易慮，為之一變以順天而從王。若上為區區小仁，下仍閭左故俗，皆曰怙亂，非吉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