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之夷，連涉荊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製，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機，雖則易合，亦複易離，此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興而道閉。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於職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適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蠻類雖人，宜鳥獸畜之。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製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討，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勝算也。禦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蕩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爭；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別其區宇，不敢強弱相兼。而又免其餞穀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蟊訌，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為無罪，且因淫夫以蠱他國之母，更為中華羞。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為也。考其歲月，乃在衛霍絕幕、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誌於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懷遠之道，豈不悖哉？又東越之王初保泉山，後徙居大澤中，去險阻而家平地，於漢何罪？而朱買臣襲取以為功，此又不與負固而抗衡上國者比也。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貽譏後世，非盛德之事。善撫四夷者，亦靜之而已矣。魏征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通好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複，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為便。文帝為趙佗置守塚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號，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於朝，自以己意專行於外，於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寧。以邊事論，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然範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為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於其君而不毀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為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於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於公卿侍從，眾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於南而發於北，則盡善之舉也。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紿於外，勞費於內，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即申敕邊臣，防其詐偽，戒嚴倍於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寢僥幸之謀，為得法也。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於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禦史引先京師而接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從羈糜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於事後鶻突下駁議也。荀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雲，漢之所行為得權時之宜，未嚐全以為非。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為尊大中國之說。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覲，諒祚詣闕，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為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韓範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匈奴為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內，即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尚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荊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奈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爭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於篤論也。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寧複倍黃龍，至於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於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即以此屬當之。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禦
邊境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朵顏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國必爭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於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麵之險，當千裏之備，更回紇吐蕃之亂，朔方常為中國所有。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輟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麵之險遮千裏之衝，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澤，顧在彼中，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大寧之地，明太祖以寧王鎮之，其重可知。靖難之初，首劫寧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閑，此又一失也。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裏，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明時兩地並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為也。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征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務遠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又且眾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糴邊糧，所需既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於有司奉行，僅供十二。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王眾，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賞之，蓋處降胡於今河套而徙貧民於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嚐以遠人居內地，亦未嚐以吾民寘遐荒也。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內地，欲以旦夕拘錄，製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既久，萌芽輒生，辛有伊川之歎，複見於後世，範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內地，既有五胡之覆轍，欲井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即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故魏征直請驅諸漠北，顏師古、李百藥鹹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似突厥宿衛，致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征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紜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詐以撃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其它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於始，約束明而號令肅，便互市之中，折衝之計已寓，則製勝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