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夷有二種，有西域諸國，有西羌諸族。羌近隴西，頗能為害，然其竊發皆由邊將失於綏禦，皇甫規所雲乖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者也。若嚴敕邊將，可以無患，然則製馭之法，惟趙充國得之。段熲雖有大威，不足法也。蓋羌人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其勢不一，有時入寇，必先解仇合約，是以中國得而製之，其勝算惟設計以散其黨，招徠小種，使大種之勢稍孤，鋤芟大種，使小種之心益畏，舍此更無長策也。蓋種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與畏大國之威同。至其私心，則以為遠附天子，不過責其職貢，時或調發，且得閑邀賞賜，不若近附大族，有時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撫循之，未有不從命者。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於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結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適中其施德之計。小族既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徠矣。辛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剿之將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為小種孱弱，易於取勝，一戰而勝，既要爵賞於朝，又私鹵獲於外，計無便於此者。所以極言罕開當擊，其實損威失刑而驅小種入大種，使羌勢益盛、羌黨益堅，則蔽而不言。幸充國力爭，宣帝轉環，魏相折衷，不然幾為所誤而羌事必壤，且貽隴右之憂矣。蓋用兵之道，不可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既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強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態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襢，庶不誤國事也。至於屯田之計，所難決者。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於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在邇，不得不為應敵之計。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原無窮討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弱，又閑諜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為說以攻其倔強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先零既不動而騎兵不罷，兵雜聚處，閑隙易生，將士不協，卒伍相校，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諸羌無以致先零，非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劃未悉，有疏略之愆，雖其跡未嚐僨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貽國家之憂，然後知充國得計而羌禍遂弭也。東京之時，羌如故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於閫闔外無成謀，廟算無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遠境不靜，小醜日熾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餉，以鹵獲為資。然自秦漢以來未為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大非川之敗，其勢遂振，亦以高宗溺於晏安，臣下莫適任患，又玄宗約和之後，樹碑赤領矣，邊將乃矯詔襲取，大獲其利，遂致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輿東奔，豈非極重之勢必不可反，至於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為君長，常倚中國為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內屬者為熟戶，餘為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詔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化。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為己有，故漢有二羌之憂，以馴至於唐，終有吐蕃之禍也。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敵也。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內，故郡縣直接玉關，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欽論絕罽賓，皆以為無益之事。班史亦雲，天地界絕，自為一區，種類眾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為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製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於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後代傅誦此語，以為盛德。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雲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釁端。弘治間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爭猶小，朝廷之爭更大。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闌入議禮諸臣，攘臂其間，國是之亂至此極矣。折衷之論，盡於秦中老人之言。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熾，予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麞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雲棄之無損於中國也。爾時諸公近舍朔殘方，遠爭哈密，不亦誣上而罔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