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荒四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謹之風異於三方。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間，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為大害。漢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麗已遠，未沾箕子之化，而又為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為害者，中國之人誘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張二偽既平，餘黨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入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蜒戶島人漁丁賈豎盡籍為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裏遠近曲折，解構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逾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即以寇論。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紿官兵以入貢，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詰，苟幸無事，為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畫可條奏，但雲後不為例，其實彼此再至，亦複如是，不敢卻、不敢詰也。雖朝廷以為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時，有市舶中官，顛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於正使上，席間，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將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徽稅之利，使歸於上，減戍守之費以寬民力。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無向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壤。外交內詗，幾無寧日。海舶一至，奸商闌入其貨，不肯與直，夷人無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償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為盜。貴官利其亟去，輒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討盜，實毆之也。及兵將出，又漏言番人，且為好語啖之以沒前貨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貲，相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內之凶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誌，群不逞者，皆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誌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將用舍非人，賞罰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衂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不解，數郡蕭條，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當中土奸人，雖時複剿撫，莫能殄絕。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沸擾矣。
要荒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