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不避親、不避仇是用人的至高境界
以公心管人，那麼用人的標準就是賢與能。隻要有高尚的情操、出眾的才能，能夠勝任職務，即應人盡其用，而不應顧慮個人與人才的關係是親、是疏、是仇。在管人用人方麵，中國古代不乏“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典範。
《左傳》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晉國掌管軍政的長官——中軍尉祁奚請求告老退休，晉悼公準請，並詢問祁奚誰可接替他任中軍尉。祁奚提出解狐。解狐是祁奚的仇人，但因解狐可勝任這一職務，所以祁奚薦舉了他。不巧解狐未等拜官上任就病死了。所以悼公再次問祁奚時，他提出自己的兒子可以接任。於是悼公任命祁午為中軍尉。薦賢必須出於公心，祁奚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以能否勝任中軍尉這一要職為標準來舉薦人才，根本沒有考慮過是親是仇。這種毫無忌妒之心，又不怕有人議論的作法，表現出祁奚認真求實地薦舉人才的精神。被時人譽為“稱其仇，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孔子聞之，也大加稱讚：“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祁奚的字)可謂公矣。”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之所以成為春秋時代選人、用人的佳話，是由於自此時起，中國古代的用人製度走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在西周時代，實行的是世卿世祿製，無所謂選與不選，賢與不賢，自然也沒有舉親舉仇的問題，春秋時代，隨著社會的變革，新的官僚製度開始萌生。在官僚製度下，官員與君主的關係，具有了韓非所說的那種主家與傭耕者之間的意味，因此，也就有了選官任官，有了薦賢舉賢，而且，從祁奚的這則故事，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封建官僚製產生之初，人們就開始把選舉的公平無私作為重要準則，這是一種曆史的進步。
正因為如此，以後的賢相輔們便往往以此為標榜，留下了不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佳話。
舉賢不避親的例子以謝安最為典型。謝安，是東晉孝武帝時的宰相。當時東晉偏安江南，北方依然處於十六國封建割據的時期。其中割據關中的前秦勢力發展最為迅速，到孝武帝寧康元年(公元373年)，它已吞滅了前燕、前涼、仇池和代四個政權，統一了北方，並且占領了東晉的梁(州治今陝西關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二州。整個黃河流域及江、漢上遊均在其控製之下。秦軍擁有騎兵近30萬，步兵可征集六七十萬。與江南的東晉相比，無論在地域、軍事實力等方麵均占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