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對於特殊人才的使用應不拘一格
人才的使用不應人為地設置諸多條條框框，比如出身、學曆、籍貫等。實際上，許多人才可能過不了那些條條框框的關，但確實身具異才。框框一多，人才脫穎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國曆史上許多明相在選拔人才時，能夠不拘資曆地位，不計親疏遠近，任官使能，選賢舉才。
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十分重視人才的發現、培養和使用，對傳統的“世卿世祿”的選官製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他主張按“德”、“功”、“能”三條基本標準選拔人才，尤其強調要“察能授官，班祿賜予”，“其績多者其食多，其績寡者其食寡，無績者不食”，認為這是“使民之機”，是用人的關鍵。為了遴選天下的英才賢士，他創設了“三選製”。規定：首先要求各鄉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選給國家；國家有關部門再對鄉選人士進行一段時間的試用考核，擇其優異者上薦給國君；最後由國君親自審核使用。這是古代用人問題上的一大突破，這種製度以德、功、能為標準，量能以授官，注重從社會的基層而不是從顯貴勢族中選用人才，打破了傳統的貴族壟斷官職的世卿世祿製度，使大批有實踐才幹、有真才實學的人能脫穎而出，為國效力。如當時齊國的大司田寧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為商旅趕牛車的車夫，但由於他善長“墾草人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等農業方麵的管理工作，於是管仲將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諸如大司理賓胥無、大諫官東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於推行了這種開明、務實的選用人才方針，才使得管仲在齊國進行的一係列改革得以順利貫徹執行，才使得齊國日益強大起來。
曹操在中國曆史上素以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著稱。東漢以來，選拔官吏的權力為豪強世族把持，用人隻重門第、“德行”，不重視真才實學。曹操置東漢以來的選舉標準於不顧，再三頒布求賢令，宣稱要“不拘微賤”，“明揚仄陋，唯才是舉”。要求有關官吏“舉賢勿拘品行”，“取士勿廢偏短”，對那些即使不懂儒術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要大膽起用。在實踐中，曹操也是堅決貫徹“唯才是舉”的用人路線的，他十分注意從基礎或實際鬥爭中發現和提拔人才，特別是出身微賤而有才幹的人，讓他們擔任要職，參與軍政大事。荀彧，僅為小小縣令，但他才智過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後，曹操大喜，說：“吾之子房也。”把他比作漢高祖劉邦得到謀臣張良，並立刻委托為司馬，參與軍機要事。這年荀彧僅29歲。在曹操的統一戰爭中，荀彧果然不負所望，多次出奇謀，獻良策，成為曹操信賴的良佐。還有許多文臣武將，諸如郭嘉、荀攸、杜襲、趙儼、滿寵、賈詡、劉放、孫資、於進、樂進等，或出身賤微，或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發現並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統一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曹操同時期的名相諸葛亮在治蜀的過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盡其才地選拔官吏，隻要有真才實學，便委以重任。他曾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認為西漢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當權者能任用賢臣，疏遠小人；而東漢後期之所以衰亡，是由於當權者排斥賢人，重用佞幸。因而他用人不重門第、地位，不拘資曆、親疏，而是任人唯賢、唯才。他說：“柱以直木為豎，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異，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悌，鄉裏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對於上述隱埋在民間或基層的賢能之士，他主張要盡量選拔錄用。
諸葛亮在實踐中也確實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備的人士。李嚴為犍為太守時，其屬下一小吏名為楊洪，為人剛直不阿，處世沉穩有方，曾因勸諫李嚴受到諸葛亮的注意。劉備與曹操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詢問楊洪，楊洪果斷地答道：“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