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科學，五四青年的愛國主義同樣未必將中國向那個方向引領。
《苦澀的革命》一書試圖通過“五四精神”這個棱鏡來透視整個中國的20世紀史：它的興起和衰落、它的符號化和扭曲化、它的複興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為中國整個20世紀的精神幽靈。但是通過把五四運動和“德先生”、“賽先生”、“文化解構”、“啟蒙”聯係起來，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運動的人一樣，將這個事件演變成了一個意義超載的神話。
當然，這場短短幾個小時的抗議活動後來被稱為運動、再後來被說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搖籃、再後來成為民主與科學的標誌、最後成了一個90年後人們還在熱情慶祝的節日，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時間上，它發生在一個叫新文化運動的內部。人們需要對這個時間邊界模糊、內容複雜多元、人物譜係分散的新文化運動確定一個標誌性事件，於是指認了五四運動。
但時間上的契合卻未必說明精神上的嫡親關係。如果說五四運動本質上體現的是愛國主義傳統精神，新文化運動的初衷卻更接近真正的現代精神——從陳獨秀到胡適，從魯迅到丁玲，不管最後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分道揚鐮，在新文化運動中，至少在其早期，他們有一個共同點：要求重估一切價值。
重估並不一定意味著否定，重估意味著審視和追問、意味著從傳統、從權威、從成見、從經典、從集體、從他人那裏收複自己的頭腦，對每一個塞給自己的信條問“為什麼”。正是所有這些人當時所問的“為什麼”，讓20世紀初的中國成為一個向各種可能性開放的中國。回顧當時的中國，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複古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可以說百家爭鳴。辜鴻銘拖著辮子去北大講課，丁玲跟胡也頻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當然今天來看，新文化運動的多數人將“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啟蒙精神不僅僅是否定，而且同樣邀請否定之否定。與其說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傳播“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信念，不如說是主張一種“我思故我在”的態度。在這裏，主語是“我”，而不是“我們”，就是說，啟蒙精神基石隻能是個體主義。在這裏，謂語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說一切有效的觀念，從懷疑開始，向可能性敞開。
可惜這種向可能性敞開的新文化精神後來逐漸凋零，對這個凋零過程最好的注釋莫過於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還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時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她寫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隻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著求我賜給他的吻呢……但他卻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在想：來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曆經反右、監禁、流放之後，這位曾經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轟鳴。其晚期作品《杜晚香》這樣寫道：“杜晚香的彙報，轉到了革命勝利後帶來的新的光輝天地。於是一陣春風吹進文化官的禮堂，人們被一種嶄新的生活所鼓舞，廣闊的、五彩絢麗的波濤，隨著杜晚香的樸素言辭滾滾而來，祖國！人民的祖國！你是多麼富饒，多麼廣袤！……人們聽到這裏，從心中湧出一股熱流，隻想高呼：黨嗬！英明而偉大的黨嗬！你給人世間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溫暖！是幸福！”
丁玲的寫作變遷史，就是個體逐漸隱退讓位於集體、懷疑逐漸讓位於信條的曆史。她轉折的關鍵時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節有感》中，丁玲仍個性猶存，仍敢於嘲諷延安根據地的森嚴等級製和女性歧視，之後，在必須用自我批判來拯救前途時，她終於低頭認罪：“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回頭是岸之後，她像延安大多知識分子一樣，投身於批判王實味的活動中，痛斥他“卑劣、小氣、複雜而陰暗”。
如果說有一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呈對角線關係，那就是延安整風運動。新文化運動是要讓“一”變成“多”，而整風運動則是要讓“多”重新變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頭腦，而是領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懷疑與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當經過整風“洗禮”的丁玲終於“回頭是岸”時，那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新文化運動之光終於徹底熄滅在時間的隧道裏了。
相比之下，五四運動所體現的精神卻在整個20世紀延綿不絕。觀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曆史場景，可以看到幾個元素。青春，激情，集體性，破壞力甚至暴力。這幾個要素疊加起來的場景，在20世紀的中國反複出現：三一八運動(1926)、一二九運動(1935)、一二一運動(1946)、紅五月運動(1947)……而這個運動模式的頂點，大約就是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雖然紅衛兵運動並不是一場民族救亡的愛國主義運動，但是在激情、集體性、青春崇拜、破壞力方麵，卻可以說與五四運動一脈相承。這大約也是為什麼Mitter認為紅衛兵運動是五四運動一個奇怪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