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是人的口語交際的才能
一些有關口才的著作把口才界定為口頭表達能力，似有片麵之嫌。我們認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口才，起碼應當滿足三個條件：
首先，在交際中必須具有較強的口頭表達能力，即能熟練地運用語言技巧並具有靈活機智的應變能力。
其次，在交際中始終具有明確的對象意識和清醒的語境意識。生活中不難看到，一些人不顧場合，不看對象，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人們不僅沒有把這種“能說會道”視為口才，反而極其反感，原因就在於其講話沒有做到因人而異，話循境發。因此，“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成為衡量口才的重要條件。
有這樣一件事：1965年，美國作家路易斯·斯特朗80大壽，周恩來總理在上海展覽館的大廳為她舉行祝壽活動，與會有幾百位中外人士。周總理在致詞中說：“今天我們為我們的好朋友，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慶賀40公歲誕辰。”大家聽到總理用“40公歲”這個新名詞都笑起來。斯特朗也哈哈大笑。總理接著說：“40公歲，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寫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還很年輕。我們祝賀斯特朗女士繼續為人民寫出大量的文章，祝賀她永遠年輕。”
祝詞中，周總理特別使用了“40公歲”這一說法，它一方麵暗寓著斯特朗女士的實際年齡，另一方麵又寓示著斯特朗女士精神上的年輕。這種一語雙關、新穎別致的說法是在“1公裏=2裏”、“1公斤=2斤”等基礎上的新創造，它既令眾人耳目一新，又貼近了斯特朗女士的心理需要，因而為喜慶的場合增添了熱烈、輕快的氣氛。可見，好口才即意味著說話一定要看對象、分場合、辨時機，這樣所說的話才能恰當得體。
再次，交際中還必須具有較高的領悟能力，即理解和接受的能力。先看這樣一個例子：
有一次周恩來接見美國記者。對方問：“總理閣下，你們中國人為何把走的路叫馬路呢？”總理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所以叫馬路。”對方又問：“在美國，人們都仰著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低著頭走路呢？”總理微笑道：“這個問題很簡單嘛，你們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路的，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是要低著頭走了。”例中美國記者的發問雖無惡意卻也語帶諷刺，周恩來總理敏銳地感悟到了這一點，馬上在笑談調侃中運用弦外之音，針鋒相對地予以回答，盡顯傑出外交家的風采。
從中不難看出，準確地聽話，深刻地領會交際對象的話語內涵，是發揮口才及時地進行有針對性的對答、辯論、還擊的根本前提。
總之，口才作為口語交際現象，必須把它放在整個交際過程中來考察和研究，才能對口才有一個全麵、準確的認識。不過，把口才界定為口語表達才能，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因為口語表達的內容既是口才的核心內涵之一，同時口語表達自身又是口才的物質外殼，可以說沒有口語表達，口才就無從談起。因此，一般研究口才，往往是從口語表達著手的。
口才是表達思想與情感的“金話筒”
語言就是我們的思想及情感的表達，好像鳥兒沒有羽翼，就無法飛上天空；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若是離開了語言，就無法順利交流信息、溝通感情、增進了解、促成事業成功。“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和他人呆在一起的，從經常在一起的愛人、鄰居、單位領導乃至偶爾一遇的商店售貨員、公共汽車售票員、護士、警察乃至芸芸眾生中那匆匆擦肩而過的行路人。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麵龐，無時無刻不出現在你的麵前，可以說，人生活在社會中，就像離不開吃飯睡覺一樣離不開社交，而言語會話水平的高低則常常會成為影響到交際成敗的關鍵。
有這樣一個故事：某甲是個不善言辭的人。有一次他邀請了4位客人吃飯，約定的時間已過，卻隻來了3個人，等了好半天，那本該到的一位客人卻還是沒有到。
甲等得不耐煩了，說道：“該來的怎麼還不來？”
其中的一個客人心想：“我可能是不該來的吧。”於是，他悄悄地先走了。
主人轉過頭來一看，著急地說：“不該走的怎麼又偏偏走了呢？”又有一位客人想：“那麼我是屬於那個該走的人了。”於是，他也伺機走了。
主人見狀，更加著急，說：“該來的沒來，不該走的又走了。”最後一位客人一聽，便也逃之夭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