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萬物，人所能知；道之並行，世所罕論。閑嚐統天下諸教而合論之：道家本於德行，是為大成；釋出於道；天方、天主，又出於釋。不惟楊、墨並行不害；天主釋迦，是亦大同。中國夷狄之弱，由於崇尚佛教，談時務者類能言之。夫蠻夷狂獷，如冒頓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遽化，又談時務者之常言。古之善醫者，因病施方，其術不一。針砭按摩，祝由湯藥，苟缺一長，不為名醫。近世專尚湯藥，習醫者遂專擅一門，鄙屑他途。亦如言聖學者專習儒家，非毀異教。考釋氏出於老子化胡，由道變釋，因地施教。按其宗旨，實出《樂經》。“定能安慮”，《大學》之教，觀其初旨，大略相同。戒殺所以化夷俗之凶殘，貴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坐乞食，諷誦梵咒，意在化強為弱，漸就繩墨。與唐宋以下開國大定以後，必開館修書，所以羈縻英雄、銷磨歲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緣訛踵誤，節外生枝，萬派千奇，不能悉詰。然推其根原，未能大遠。若夫輪回、因果，亦神道設教、無終無始之常理。若以其與聖教不合，實與今之八股、試帖、白折、大卷，其去聖賢之途，未能相遠。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任化胡以為先路，一粗一精，一終一始。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會其極。天下已定，偃武修文，數百年之後，專行孔教，釋法盡滅。乃古之明說，亦或留此一線，以為無告養生之途，亦未為不可。人之惡之者，不過因其安坐享厚糈耳。天下耗財事多，不止此一端。又或因人崇奉太過，激而毀之，則非平心之論。總之，佛教孔子之先鋒，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將來大一統後，存亡聽之。若未能大統，則於化夷，不可謂無功也。
凡學問皆有中行、過、不及三等議論，不惟諸子，即孔孟亦然。推類至盡，以詆楊、墨，此求深之說，非通論也。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與過如寒暑，天道有三等。藥物甘平，中行也；寒涼、辛熱不能廢。考《易》《乾》《坤》八卦，反覆不衰，中爻、綜卦皆中，此中行，晝夜寒暖適中之誼；長少二局，則互相救，必《損》《益》乃躋於中。故少綜長，長綜少，長少皆偏。救病則非偏不為功，所謂矯枉過直。《論語》言孔子進退之法：由也過，則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則以聞斯行告之。如就二賢所聞以立宗旨，未嚐非孔子之言，則偏執不能為中法。故楊、墨二家，乃寒暑、辛涼，物極必反，不可專就一麵推之。必如此推求，即孔子之告二賢者，即楊、墨之宗旨。
孟子為中行，楊近始功，墨為終究。蓋人方自修，則主楊氏，《大學》之“明德”也。專於自明，不暇及物，跡近自為。學業已成，推以及物，墨子之“兼愛”，乃“新民”之宗旨。以《孟子》考之，其言非“為我”，則“兼愛”：非“兼愛”，則“為我”。如伯夷之清，為我也；伊尹之任，兼愛也。《孟子》並推為聖，所謂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者，與墨子相去幾何！聖夷、尹而斥楊、墨，貴遠賤近，亦以二說非中，自具利害，以利歸古人，以害詆時賢。二義互通，在讀者之自悟。所謂無父無君，乃推極其變之辭。推伯夷之教，可雲“無君”；極伊尹之弊，亦近“無父”。諸子持論，自成一家，矯枉者必過其正，非過正則其反也必不能中，物極必反，如日之行，從黃道而黑，至於黑則必反。浮久必沈，久升必降，非永遠推究、一往不反。故讀諸子當知此義，欲明此義，當於《詩》《易》求之。
從荒陬中言治法，則必先“兼愛”而後可及差等。故外夷之教，必先“兼愛”，天方、天主、佛氏，莫不以“兼愛”為主，實即《西銘》之說。西人天主之義，發其仁心，可以止殺、爭先，除獷悍；示以樂群，非愛不群，非群不立，此從古中外之分也。今耶穌救世教，較孟、荀寬廣，則以中國乃八十一分之九也。知“兼愛”為中行先鋒，必至大同，然後示以等差，禮三本之說，所以如近人作以攻襖教者。然以從古地球初辟，人情必同，故今之天主、釋氏，全同墨氏。此一定之機局，非人力之所能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