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秦朝末年，農民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首舉義旗，秦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烽火中覆滅。又經過持續5年的楚漢之爭，劉邦取得天下，於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漢王朝。漢承秦製，繼續實行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製度。由於秦的殘暴統治，加上秦末的連年混戰，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封建朝廷財金匱乏，人民群眾更是困苦不堪。西漢麵臨百廢待興的局麵，統治者積極總結秦亡的曆史教訓，企圖“借秦為喻”調整統治政策，這就是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漢初總結秦亡的教訓，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一是繁苛徭賦，二是嚴刑酷法。以此為鏡鑒，漢朝前期的幾代皇帝，秉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貫徹輕徭薄賦、明法寬刑政策，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其中漢文帝劉恒做得尤為突出，因而成為西漢“文景之治”的開拓者。
漢文帝劉恒是劉邦第四子，生於劉邦稱帝的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母薄太後，為人謹敬，與呂後相安無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恒被封為代王。代為漢初封國，都城先在代縣（今河北蔚縣），後遷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劉恒做代王達17年之久。劉邦死後，呂後專權，大封呂氏兄弟及其子侄為王，形成取代劉氏天下之勢。公元前180年呂後逝世，諸呂陰謀發動叛亂，太尉周勃、丞相陳平、大將軍灌嬰聯合誅滅諸呂，擁戴劉恒進長安做了皇帝，這就是漢文帝。劉恒在位23年，至公元前157年逝世。他繼續執行漢初輕徭薄賦、明法寬刑的政策，進一步糾正秦政之弊，安定人心，發展生產，使社會經濟逐步繁榮。劉恒死後，其兒子劉啟即位，這就是漢景帝。劉恒、劉啟兩朝近40年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曆史，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恒即位以後，便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謀士賈誼上《論積貯疏》，建議朝廷“為富安天下”，指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朝廷能勸百姓勤於“務本”（重視農業），好吃懶做的遊民也都參加農業生產，人人自食其力，天下自然太平。劉恒十分讚賞賈誼的意見，便在當年下詔勸農，並恢複周朝建立而後長久廢棄的“籍田”製度，春天“躬耕以勸百姓”（《漢書·食貨誌》），鼓勵農民勤於耕耘，不違農時，後來這項製度堅持下來，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恒繼續執行輕徭薄賦政策，並擴大其範圍。在他即位以前，朝廷已將秦時的“泰半之賦”，減為什伍稅一，農民負擔相對減輕。秦朝濫用民力的弊政有所糾正，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為一個月，生產時間有所增加。劉恒即位後，繼續減賦。公元前178年，他下詔免除天下田賦之半，即三十稅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詔免除晉陽（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百姓田賦三年；公元前168年，規定隻收當年天下田賦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詔，“除民田之租稅”，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前後10年。文帝又將口賦（人頭稅）由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僅為原來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麵，他將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個月，減為“三年而一事”，削減三分之二。文帝的輕徭薄賦，與農民起義高潮中的無徭無賦相比，隻是新王朝對農民的一種“讓步”策略，但糾正了舊王朝的繁苛賦役製度，畢竟是一種曆史的進步。農民能從中得到某些現實利益，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有利於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
在廢除苛法嚴刑方麵，漢初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早在公元前206年劉邦占領鹹陽時，就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以爭取民心的歸附。漢興以後，劉邦為了剪除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三章之法不能應付當時的嚴重形勢，便讓相國蕭何收集整理秦法，製定《九章律》，恢複了秦時的許多苛法。惠帝、呂後執政的16年中，由於大局已經基本穩定，先後采取過一些省刑除苛的措施，如頒行贖罪令，廢除三族罪、妖言令，判處重要罪犯，不再株連父族、母族、妻族，說錯話也不再當作“妖言”治罪。史稱“天下安然，刑罰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