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帝國經曆了3世紀危機以後，為了挽救走向衰弱的帝國，戴克裏先和君士坦丁先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
3世紀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奴隸製度，使羅馬帝國進入垂死階段。在這種情況下，284年，近衛軍長官戴克裏先登上帝位。他建立了軍事專製統治，將元首稱號正式改為君主“多米那斯”。這個稱號的本身意義就說明了他同帝國全體居民間關係是主仆關係、君臣關係。同時，他采用君主製即“多米那特”統治，使中央政權高度集中。戴克裏先撇開了共和的外衣，使羅馬國家製度完成了由元首製向公開的君主製的轉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國家機器，並以此達到鎮壓人民反抗，鞏固奴隸製社會基礎的目的，戴克裏先統治期間（284～305年）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
戴克裏先所實行的改革是多方麵的，主要可以歸納為4個方麵。第一是政治方麵。戴克裏先麵對國家內外嚴峻的形勢，決定實行分權統治。他把帝國分成4個部分，由4個統治者治理，實行所謂“4帝共治”。在4個統治者中，兩人稱“奧古斯都”為正職，兩個稱“愷撒”為副職，正職空缺時由副職遞補，並劃分各人的統治區域。另外，為了削弱地方權力和防止行省獨立，縮小原有行省規模，將全國劃分為100個行省，意大利也成為行省之一。每10到12個行省合成一個大行政區。行省中軍權與民政權力有鮮明的區分。整個帝國分而不割，保持統一，最高權力屬戴克裏先。第二是軍事方麵。把軍隊分成邊防部隊和內部機動部隊。邊防軍戍邊，以禦外族入侵；機動部隊則分駐各行省，防止人民起義，用於鎮壓。軍權亦集中於中央。軍團增至72個，共60萬人左右。征兵方麵，實行義務兵役製，並以誌願兵為補充。他開始征募隸農服役，並吸收蠻族補充邊防軍隊。第三，在經濟方麵，戴克裏先改革了稅製和幣製。新的稅製規定：全體鄉村居民繳納人頭稅和土地稅合一的賦稅，城市則按手工業、商業等不同職業分別定稅。官吏、老兵、無產者和奴隸免稅。這樣，把自由民和隸農固定在土地上，把手工業者和商業經營者也限定在各自的行業中，刺激了封建因素的產生，人身依附加強。幣製改革是為了改善金融流通，鑄造新的金幣，統一成色、兌換價等指標，改變過去濫發貨幣的現象。301年又頒布“物價敕令”，規定商品最高價格。第四，在宗教政策上實行對基督教的迫害，主張複興古老的羅馬宗教。同時，戴克裏先強調皇權的神性起源。這引起了來自基督教的消極抵製。於是，303年戴克裏先頒布反基督教敕令，禁止基督徒舉行宗教儀式，以後發展成為對教徒的嚴厲迫害。
戴克裏先的這些改革對羅馬帝國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戴克裏先退位以後，帝國又一次陷入混亂之中。最後君士坦提烏斯奪得了政權，306年他死後，其子君士坦丁被不列顛駐軍擁立為“奧古斯都”，即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經曆了18年爭奪帝位的戰爭以後，於323年廢除了4帝共治局麵，恢複了帝國的統一。君士坦丁成了羅馬惟一的統治者，各種權力集於一身。他在位時，管理政策基本是戴克裏先政策的延續，但也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新的改革。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在廢除4帝製的同時，將帝國分為高盧、意大利、伊利裏亞和東方4個大行政區，其下設行政區，再次為行省。由於當時經濟、文化中心東移，為了便於加強統治，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國首都由羅馬遷至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號新羅馬。於是羅馬帝國的政治中心也移到東方。其次在軍事方麵，他解散了驕橫的近衛軍，用重新組織的特殊的宮廷親衛部隊來代替，軍事權力完全集於皇帝手中。與此同時，過去將士地授予退伍老兵的辦法，現在變成單純用來強製土地領受者的後代當兵的奴役手段。而且這時的軍隊蠻族化趨勢明顯，許多蠻族出身的人已在軍隊中擔任高職。第三，君士坦丁頒布對隸農和手工業者的敕令。兩次重申了奴隸主有權殺死奴隸，規定逃亡奴隸加重處罰，貧民出賣兒女為奴是合法的，甚至把隸農當做世襲的土地奴隸，束縛在土地上，使之奴隸化，用以維護奴隸製。第四，對宗教，君士坦丁采取了比戴克裏先更為明智的方針。他順應時代的潮流，於313年頒布了米蘭敕令，規定教徒信仰自由，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等。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使基督教的地位不斷提高。從此，教會事務和教義問題已被認為是國務問題，基督教已成為事實上的國教。
戴克裏先和君士坦丁雖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維護奴隸製，盡管這些政策起到了短暫的效果，使國家獲得暫時穩定，但它無法改變羅馬帝國滅亡的命運。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社會的各種矛盾反而更加激化，從而加深了羅馬奴隸製的危機。在君土坦丁死後，其繼承者們重又陷入爭奪帝位的混戰。395年，最後一個統一的皇帝提奧多西死後，羅馬帝國再也不能維持昔日帝國的統一及雄威，分裂成為東、西兩個帝國，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已為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