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是德國的一個大邦，直到19世紀初，還是一個落後的封建農奴製的專製王國。
1806年秋，俄英普等組成第四次反法聯盟，對拿破侖作戰。10月14日，法軍在耶拿城下大敗普軍，10月27日占領普魯士首府柏林。普王及其政府狼狽地逃竄到普俄邊境。普魯士被迫投降，喪失領土二分之一，付出1億法郎的賠款。隻是到這時，普魯士政府才模糊地理解到，依靠農奴的子弟，是無法戰勝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國農民的子弟的。
普魯士國家瀕於解體。除去軍事上的崩潰外，普魯士國家的財政和經濟崩潰也迫在眉睫。人民群眾越來越看穿容克社會的腐敗和無能。嚴重的民族危機激起國內民族資產階級運動的高漲。一批同資產階級人士有聯係的、受過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熏陶的進步人士，認識到封建普魯士的腐朽性，他們想用資產階級改革來避免普魯士國家的完全崩潰，同時使整個德意誌從拿破侖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他們力圖靠改革來改變社會關係。崩潰的威脅迫使普魯士統治階級同意改革的建議。
普魯士最主要的改革家是施泰因男爵。亨利希·弗裏德裏希·卡爾·施泰因生於拿騷，年輕時學習法律和政治學。他深受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斯密、柏爾克等著作的影響，並接觸過法蘭西革命的思想。他在出任威斯特發侖的礦務局局長和該省的議院議長時，力圖把資產階級人士吸收到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機構中來。1804～1807年，他出任普魯士稅務、貿易、廠礦部部長，設想在普魯士國家的行政管理中貫徹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原則，實行普遍的累進所得稅，因此遭到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一致反對。他們把施泰因看成是一個“熱忱革新的雅各賓黨”。1807年，普王以施泰因是“一個剛愎、傲慢、頑固而不服從命令的國家公仆”的名義將其革職。
拿破侖卻認為，施泰因是唯一能夠領導普魯士財政經濟不至破產的人物。拿破侖關心普魯士的戰爭賠款。在拿破侖的主張下，1807年10月，普王不得不把施泰因召回，任命為普魯士的首席部長。
施泰因的改革計劃包括解放農民、城市管理和國家最高行政管理。
1807年10月9日，施泰因公布有名的《十月敕令》：“關於放寬土地占有的條件限製和自由使用地產以及農村居民的人身關係”。這項法律保證農民的人身自由和遷居自由。敕令第十款和第十一款這樣寫道：“自這項法令公布之日起，一切隸屬關係概行取消。”但是敕令同時規定：農民“以自由人的身份由於占有土地或者由於特定契約而負擔的義務繼續有效。”這就是說，農民在取得某種所有權時還附帶著一切貨幣和實物負擔以及徭役和勤務負擔。
1808年11月19日，由施泰因頒布了城市規程，規定國家隻保留對各城市、它的規章和財產有“最高監督權”，各城市獲得自治權。同時規定，凡是每年收入少於200塔勒爾的市民，不作市民論，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同一年，施泰因頒行一個改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規章，規定國家最高行政和監察都由二個國務會議來執行，國務會議直接處在國王的監督下，下設外交部、內務部、財務部、軍政部、司法部、文化部和工商部分管其職。國務會議任命各省省長。
施泰因改革，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十月敕令、城市規程和國家機構改革，都是針對容克階級的特權地位和普魯士的官僚製度的，因此改革遭到容克階級的激烈反對，他們想盡辦法來延宕以至阻止改革法令的實施。施泰因成了容克階級的眼中釘。當施泰因計劃要廢除一些貴族特權，例如世襲領主裁判權和實行鄉村自治時，容克們就使用卑劣的手段把他搞垮。1808年，他們布下圈套，讓施泰因的一封信落到拿破侖手中，這封信對西班牙抗擊拿破侖的入侵表示由衷的高興。拿破侖為此大怒，指令普王再度免去施泰因職務，並且剝奪他的公民權，通令緝捕。施泰因被迫逃亡國外，後逃到俄國，當了沙皇的顧問。1813～1814年，他同其他一些德意誌的愛國者共同組織“德意誌事務委員會”，致力於德意誌的解放事業和建立德意誌民族國家。但是這個計劃未能實現，沙皇和德意誌諸侯在德國建立了一個分裂的聯邦，在德意誌聯邦中恢複了封建製度。
但是，施泰因在普魯士的改革事業已經無法消除。1810年7月，開明容克哈爾登堡男爵被任命為首席部長，哈爾登堡不得不繼續施泰因的改革事業，但他主張在改革中盡量照顧容克階級的利益。1811年9月14日，頒布了“關於調整地主和農民之間關係的敕令”，該敕令規定了農民贖回土地的條件，即農民隻有獲得地主的同意才能贖回土地，並且要把贖回土地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交給地主。
施泰因的改革雖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當時的普魯士，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改革促進了普魯士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德意誌民族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