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印度出現了近代工業，產生了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但是，由於歐洲列強的侵入已經破壞了印度原有的封建經濟，商品經濟迅速地發展起來，所以，隨著殖民者一同進入的資本主義思想早在19世紀初葉即已影響了印度的知識界，造就了最早的印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人多半集中在有機會接觸西方思想和製度的東印度公司下級官吏和職員，以及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裏麵。他們親身體驗到資本主義各種製度的優越性，通過閱讀了解到西方偉大啟蒙思想家們的政治、經濟和哲學理論，最先接受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進而不可避免地要用西方的一切來衡量印度的現實。印度的現實和殖民者的壓迫使他們不滿。他們開始思考並致力於印度現狀的改造。這種意識形態的改造首先觸及的便是印度的宗教，尤其是信徒最多的印度教。
羅姆·摩罕·羅易（1772～1833年）是印度最早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出生在西孟加拉拉達納加爾地方的一個小地主家庭，早年受過良好教育，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英文和希臘文。少年時代的羅易即表現出激進的思想，以致不能見容於家庭，被迫出走。三四年間，他漫遊了北印各地和中國西藏，深入地了解了印度的社會狀況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從1804年到1814年，他在東印度公司做了十年稅吏，又有機會目睹殖民機構壓榨印度人民的現實。中年以前的生活使他清醒地認識到印度在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等很多方麵都存在著嚴重弊端，需要改革。於是他在1814年辭職，次年移居加爾各答，專心從事理論研究和社會活動。
1815年，羅易組織“友愛協會”，開始宣傳一神思想。理論上，他嚴厲批評當時流行的印度教多神論，反對偶像崇拜，主張“梵”是惟一真神。“梵”沒有形體，人隻要憑祈禱和默思就能達到對他的崇敬。實踐上，他堅決反對由婆羅門祭司壟斷的繁縟的祭祀儀式和印度教內長期流行的重婚、多妻、“薩蒂”（寡婦殉夫）、禁止寡婦再嫁以及種姓歧視等陋規，主張普及婦女教育和全民理性教育，提倡不同種姓間的通婚。他的進步主張盡管反映了印度統一的願望和擺脫中世紀封建束縛的要求，卻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正統派印度教徒的仇視和攻擊。他堅持鬥爭，終於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829年，總督班廷克宣布取消“薩蒂”製度。為喚起年輕一代的覺悟，羅易在朋友的協助下於1817年創辦了印度第一所現代類型的學校“印度學院”。這所學院在教學上兼用印度和西方的語言和方法，不但教授人文科學，而且教授自然科學，成為培養印度近代知識分子的主要搖籃之一。1821年，他出版了孟加拉語的第一家印度周刊《明月報》，次年又出版了波斯語的《鏡報》，把它們辦成宣傳改革思想的陣地。兩家報紙還通過對國內外時事的報道和評論，開闊普通印度人的眼界，引導他們思考重大的政治、宗教和社會問題。1828年，羅易創立“梵社”。“梵社”著力抨擊印度教的種種弊端，特別是對婦女的壓迫。在它的努力下，“薩蒂”、多妻和童婚等受到抑製，寡婦再嫁也獲得承認。
受時代的限製，羅易的改革主張無疑是溫和的，有局限性的。但他畢竟是倡導改革的第一人。他曾被比作印度曆史上一座溝通過去和未來的橋梁，在橋的前後，一麵是種姓、迷信和專製，一麵是人性、科學和民主。
1833年，羅易去世，以“梵社”的活動為發端的近代印度教改革運動一度失去勢頭。十年以後，戴賓德羅納特·泰戈爾（1817～1905年）加入“梵社”，使之重新振興起來。他為社員們製定了禮拜的形式，並委派另一重要成員凱舍夫·錢德拉·森（1838～1884年）到各地宣傳“梵社”的主張，使它的影響迅速擴大。新的領導人更加重視理性，反對偶像崇拜、朝覲聖地、苦行和獻祭。1860年以後，“梵社”內部發生分裂，出現了以錢德拉·森為代表的青年激進派。他們主張放棄隻有“再生者”才能佩戴的“聖線”，鼓吹種姓之間進行通婚，並向千百年來一直由婆羅門祭司壟斷的神人中介的地位提出挑戰。錢德拉·森在1868年建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印度梵社”，要求在印度實行全麵的社會變革，主張在宗教方麵吸收更多的基督教因素。後來，錢德拉·森借口天意，讓自己的女兒13歲結婚，違背了該社反對童婚的宗旨，致使一批青年憤而出走，另組“大眾梵社”。“梵社”組織盡管一再分裂，但梵社運動通過它的37種雜誌和報紙，通過建立學校和其他活動，在宗教、社會和政治改革方麵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婦女獲得了初步的解放。她們的地位提高了，甚至有了受教育的機會。種姓製度這一存在了兩千多年的頑固堡壘在它的抨擊下也已開始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