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們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這一事實。上帝無比的慈悲,正在於他給了我們無窮無盡的矛盾和困阻,這就意味了差別的不可抹殺。如果沒有平凡的事業、非凡的事業和更為偉大的事業之區分,就如同一出情節沒有發展的戲劇,就等於是抽去兩極使人類的路線收縮成一個無限小的點,我們娛樂的機緣很快就會趨於零了。這便如何是好呢?因為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種沒有方向的遊戲,就等於是抽去一極而使另一極也不能存在,結果還是一樣,我們娛樂的機緣仍會很快消失。我們得想個法子,必須得有個辦法即能夠保住差別又可以挽救平等。於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戲劇就不得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了,寫實的技巧就不得不結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僅是真,善還得是美,於是我們說“人的能力有大小,隻要如何如何我們的精神就一樣都是偉大的”。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個務實的舞台上回響了,就像繁殖的節奏中忽然升華出愛情的旋律。此一舉巧奪天工,簡直是彌補了上帝的疏漏。不過,也許是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期待我們去猜透:在現實的舞台上不能消滅角色的差別,但在理想的神壇上必須樹立起人的平等。 ▲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
遊戲 平等 墓地(2)
跟著,麻煩的問題來了:人的平等,是說任何人都應該是平等的嗎?那,我們能夠容忍——譬如說,“四人幫”和焦裕祿是平等的——這樣的觀點嗎?絕對不能!好吧,把問題提得小一點:難道小偷可以與警察畫等號嗎?當然不能。為什麼不能?因為人間這一現實的戲劇要演下去,總得有一個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愛的方向,使人能夠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難,乃是這出戲劇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是否能夠抵達極樂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僅觀眾要退席連演員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須使劇情朝著那個魅力所係的方向發展,把一個個細節朝那個方向鋪墊,於是在沿途就留下價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惡之分,焦裕祿與“四人幫”便有美醜之別。但是,沒有凶殘、卑下、愚昧,難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嗎?沒有假惡醜,難道可以有真善美嗎?總而言之,沒有萬千歧途怎麼會有人間正道呢?“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這是一種常常給我們啟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沒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條正道呢?當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簡單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來有很多路,有人掉進泥潭便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墜落深淵便又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們的危險就少,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於泥潭和深淵之側就容易尋找正道了。這樣看來,證明歧途和尋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樣地重要了。這樣一想,我仿佛看見:警察押解著小偷,馬克思怒斥著希特勒(盡管他們不是同時代的人),凡人、偉人、罪人共同為我們走出了一條崎嶇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稱因而分明的價值坐標,共同為這出人間戲劇貢獻了魅力。
我想,任何小偷,都沒有理由說他生來就配做一個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者,想必更能同意這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