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樣做的結果往往也很悲慘，難以善終。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他們最後都落得個自取滅亡的下場。所以整個明代真正不顧個人安危，不怕遭受報應而效仿劉瑾、魏忠賢之輩的宦官終歸還是少數。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掛出的“宦官嚴禁幹政”鐵牌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變得鏽跡斑斑。
從永樂朝開始，受到壓製的宦官開始有了複蘇的跡象，他們的天空開始漸漸有了亮色。知識改變命運。知識不光改變我們這些平常人的命運，也在悄然改變著宦官的命運。
當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讀書，等到宦官專權，宦官讀書就漸漸成了一種製度性的福利。朝廷設有專門的宦官學校，名為內書堂。還專門配備翰林院的官員來擔任宦官的老師，傳授宦官文化。在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個人可以稱之為“高級知識分子”，連皇帝也尊他為“王老師”，此人就是大太監王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個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統七年（1442年）公然毀去了嚴禁宦官幹政的那塊鐵牌。他的理由也很理直氣壯，那就是“導帝用重典禦下，防大臣欺蔽”。
永樂皇帝朱棣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是治國的好手，兩人可以說是大明王朝最為強悍的兩位帝王。在他們主政期間，皇權旁落的各種風險都被他們完美地規避了。
在權力的運行過程中，對那些接近權力核心的輔官閣臣，他們的防備十分嚴密。比如說在批示奏章這件事情上，兩任皇帝基本都是親力親為，絕不假手於人。他們隻讓那些文官在權力結構中扮演顧問、參謀的角色，並沒有真正放權於他們。
等到洪熙、宣德兩任皇帝以後，這種局麵才被打破。尤其是票擬製度的產生，更是直接推動了宦官專權。票擬製度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皇帝太懶，懶得連大臣們的奏章都不願批閱，便讓內閣大臣們代勞。那些內閣大臣就用小票墨書，對奏章草擬出各種處理意見，貼在奏章的封麵上，然後上報給皇帝。待皇帝審定後，再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為朱批。所以說票擬製度改變了明朝宦官的命運。
票擬製度為宦官專權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在這項製度中真正撈到實惠的是得到票擬權的司禮監和文書房。司禮監是宦官建製中的十二監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監；文書房則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為宦官建製中的兩大權力部門，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禦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而文書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禦批，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這樣一來，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的司禮監就成了明朝權力最大的機構。
按照兩大部門的職責分工，他們等於是卡在皇帝和大臣中間的障礙物。
對於官員們而言，不管是六部進呈的奏章，還是內閣的票擬，或起草的詔令，在交到皇帝手裏之前，都要先經文書房的宦官們過目；對於皇帝而言，他所下達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達官員，也要先經過文書房的宦官之手。
這就是說，所有的奏章在經過文書房的宦官們中轉後，其中的內容都已被司禮監的太監們知曉，而內閣大臣們的票擬，隻有通過司禮監的審閱後，認為比較靠譜的，才能送達皇帝的案牘。
明朝本無相，可人們還是習慣把大學士稱作“相”，把秉筆太監稱作“內相”。如此稱呼，其實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大學士和秉筆太監的職責雖然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權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內閣與司禮監作為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群體單位，一般總要設一個政治代表。內閣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學士，而司禮監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監。
如果皇帝、內閣和司禮監這三方的勢力是均衡的，那麼權力重心就會正好落在權力三角的幾何重心上，此時的政治局麵就會趨於穩定狀態。但在政治運行的常態下，帝國的權力重心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禎時期，剛愎自用的皇帝非常強勢，內閣與司禮監隻好讓出自己的權力份額，帝國的權力重心自然就會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後出現過三次宦官專權，在最著名的魏忠賢之前，還有劉瑾和王振。這三次宦官專權，具備一個相同的條件，那就是皇帝不願承擔自己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帝國就亟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為權力經紀人。
司禮太監所處的特殊位置，為他們充當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為皇帝合法的代筆人和帝國權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禮太監不需要調整政治結構就完全可以勝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麵，司禮太監一旦成了獨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將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權疊合在一起，這樣一來，他手中掌握的權力值會迅速膨脹。
這時候，作為權力三角另一角的內閣已經無力與之抗衡了，隻能被動應付，或者主動繳械，依附過去。王振和劉瑾專政時期的情況大致都是這樣。
明朝的宦官人數到底是多少呢？史料並沒有做出精確的統計。但是從整體上來講，隨著時間的推移，宦官人數呈直線上升的態勢，由明初的數百人發展到明末的數萬人(一種統計結果是七萬人，還有一種是十餘萬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錄用自宮者三千多人；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六年間，兩次從自宮者中錄用了六千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權中，雖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對於帝國造成的影響卻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