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象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象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曆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麵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發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麵。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曆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第七節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隻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裏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隻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隻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麼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回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愈它。
第八節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誌著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為“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