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彙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曆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為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隻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麵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眾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曆史人物的種種作為”。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曆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裏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群基本已經淨化為“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曆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出版之後。
《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出版不久，我在報紙上網上很快見到了白岩鬆、柴靜評論了這本書。影星袁莉在我經常看的《鏘鏘三人行》中提到了這本書，那年《藝術人生》的年終評點，張越、崔永元等幾位嘉賓似乎也提到了這本書……於是我意識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出版社沒有進行過一個字的宣傳推廣，但是這本書通過口碑相傳，漸漸傳播開來。印數很快就過了三萬冊，而在文化類書裏麵，據說三萬冊就算暢銷書。再以後，我的《中國人的性格曆程》、《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也陸續成為曆史文化類的“暢銷書”：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讀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當時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後來的青年學者劉瑜的信（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位讀者將我的三萬多字的《無處收留》一筆一劃地抄在一個小本本上送給了我）。我能夠知道，自己的寫作，對一些人確實發生了影響。
讓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第十二節
在主要傳播方式轉為出版的同時，我的傳統“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鍾求是有一次和我通電話時說，我感覺你的東西挺適合《當代》的風格。你寄給我的朋友吳玄吧，他現在在《當代》做編輯。
我按鍾求是提供的郵箱寄去了幾篇稿子。一周後，吳玄打來電話，說他已經與主編洪清波達成一致意見，打算從二OO六年起，為我開一個專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專欄的名字後來定為“史紀”。這成了我在“純文學”領域最輝煌的“業績”。我獲得了一些省級文學獎和一項不太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對了，還有“文學創作一級”這個職稱。因為這些成績，我成為省作協的“理事”，後來又成為“主席團成員”，還成了一個市作協的“副主席”。我參加了“青創會”，並且見到了常委同誌。這是我“純文學”之路的頂峰。從一個小城市的無依無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個地級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就是我爬過的“文學之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