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整體來說，我的“純文學”之路走得不溫不火，換句話說，其實是不太成功。用某個文學前輩推心置腹的話來說，你不會經營自己。你怎麼不開個研討會，找幾個有名的評論家評論一下子，給你歸成一個什麼文學現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輩說得輕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的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我也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氣。這把火哪那麼容易“點著”。
不過，他說的也並非沒有一點道理。作為一個寫了相當年頭的作家，我對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當清楚：在任何領域，都沒有那麼多“順理成章”。隻要你的才氣不足以掀翻地球，那麼你就有必要“經營”一下自己。
這就是中國“圈子社會”的現實。如果有了人脈連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兩拔千斤。事實上，我寫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開始幾篇“自發投稿”是完全自我奮鬥之外，其他的重要幾步，也都是在人脈的連接下完成的：那篇《無處收留》最終得以在“一流刊物”上發表，畢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薦的結果。第一本書的出版，則是劉元舉先生向老鄉祝勇介紹我的副產品。《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這樣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為在那之前認識了丁東先生，再加上章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賣得不錯，柴靜寫的那個跋和劉瑜、老六的幫著吆喝自然功不可沒……我不得不承認，“圈子”其實也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這個時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實隻能看到進入視野的這一小片兒。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理，隻不過在中國社會，人們更習慣於這種“手工式”的聯結。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躍的時代，如果想要從草根地位到達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還是修正不了心中那個奇怪的“應該”情結。
那一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屈指數起我們認識的所有文學朋友，大大小小百十來人，沒開過文學性的“作品研討會”的，隻有我一個。有一次，一位對我一直很欣賞的文學活動家和我詳細談了給我開研討會的計劃，我不置可否，結果他很生氣，覺得我過於“傲慢自大”，從此很少再與我來往。
我根本不是什麼“清高孤介”。作為一個不善於拒絕的人，我也對別人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話，我也請過一位文學獎的評委朋友吃過飯，我也曾畫虎不成反類犬地學習過“應酬”，我也曾經很想在圈內獲得“成功”，以便能獲得各種相關的好處。我隻是後來確定，我喜歡“舒服”多過“成功”。
作為一個讀過些中國曆史的人，理智上我對“人情社會”的規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卻無法經常地勉強自己。我是一個羞澀的人，幫我開了專欄的吳玄，我後來在一次文學會議上見到，我居然沒好意﹌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麵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為這事還專門跑了趟沈陽：
因為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
現在推薦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麵。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第十三節
因為現在身為清華大學曆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遊離在“文學體製”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